《惠昕五本六祖坛经校释》序
吴孝斌
近日，黄连忠先生将《惠昕五本六祖坛经校释》书稿寄给了我，此是先生历经三年的坚持与艰苦而成之硕果。先生对惠昕系列《坛经》五个古本的校订，依据信而好古、言必有据、内容统一的原则，做到严谨细致而又顺情合宜，还分别附录五个古本的抄本（刻本）的影图，并对真福本的影图进行细致修复，除去透影，还其真实。看了书稿，我深为感动。我久闻先生之名，与先生结缘是因研究惠昕本《坛经》之故，两年多前通过互加微信而常有联系与互动。去年（2023）11月受邀出席首届粤港澳大湾区禅宗六祖文化节，我与先生在韶关得以第一次正式见面，分外欢喜，相谈甚欢，先生说他正对惠昕五本《坛经》进行校订，希望成书后我为之序。
笔者与黄连忠先生合影
惠能是中国佛教禅宗的第六代祖师，是中国禅宗文化的真正创始人，记录了他的一生及主要讲法的《坛经》是禅宗的基本经典，是唯一一部由中国人撰说并被称作“经”的佛教典籍，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禅宗的重要经典，《坛经》在流传过程中曾多次被修改补充，形成十几种不尽相同的本子。但经分类，真正具有独立价值的版本只有三种，即敦煌本、惠昕本（两卷本）及契嵩本，其他的本子大体是这三种版本的翻刻本或传抄本。惠昕本因其是惠昕禅师所整理编辑而名。此两卷十一门的《坛经》编者为“依真小师邕州罗秀山惠（慧）进禅院沙门惠昕”，清楚地表明了此部《坛经》出自邕州罗秀山（今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辖境）惠昕禅师。
铃木大拙赠胡适之兴圣寺本但惠昕本《坛经》因之前在中国国内的佚失而缺乏相应的研究，也存在着不少认识上的误区。1933年，中国著名学者胡适得到日本铃木大拙所赠惠昕之兴圣寺本并对其研究，他根据惠昕序中所记而推断其成书时间的“丁卯”年为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并称其为“是人间第二最古的《坛经》”。其后一般的专家学者基本都认可这一断代时间，认为其为宋本而加以标注。但根据我的研究，惠昕禅师是唐代人而非宋代人，因此惠昕本《坛经》其实是唐本！成书于南宋中期的《舆地纪胜》（王象之编纂）卷之一百六《邕州•仙释》有载：“正恩大师。罗秀山在宣化县北。天宝三载正恩大师惠昕于此开山。”因此，惠昕禅师是于唐天宝三载（744)开始在邕州罗秀山驻锡建寺修行。
《舆地纪胜》之载由宋代著名的金石学家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所撰写《金石录》中也有唐代惠昕禅师之记，其卷九有载“第一千六百五十五。唐惠昕大师碑。齐推撰。正书。姓名残缺。贞元十七年。”南宋陈思所编辑《宝刻丛编》亦有此记。经考，齐推为唐代人，工于正书，曾于元和五年(810)为名臣李德裕所撰唐圮上图赞，为其所书。在南宋著名目录学家、藏书家晁公武所著的《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南宋淳祐九年至十年黎安朝袁州刊）有载：“《六祖坛经》二卷。右唐僧惠昕撰。记僧卢慧能学佛本末。慧能号六祖。凡十六门。周希后有序。”此亦表明此《六祖坛经》的编辑者惠昕是唐代僧人。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之载
明代万历丙午举人陈瑾（邕宁县人）曾写有《罗秀山纪游》一诗，在其引言中记有：“……且地灵人杰，仙佛同廛。在晋则葛洪觅丹砂而仙迹俱存，在唐则慧（惠）昕开山而佛宇齐焕......。”
南宁市西乡塘区龙门水都藏经阁所藏日本影印版。/北欧时报 图
风景秀丽的龙门水都，似乎被世人所忘。正如六祖慧能金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样的境界就在眼前。/北欧时报图
清代道光《肇庆府志》卷二十一《艺文》中亦载：“《六祖坛经》一卷，唐惠昕撰。按《文献通考》作惠眇。《读书志记》僧卢慧能学佛本未。慧能号六祖。凡十六门。周希后有序。”
由以上资料可知，惠昕禅师的确为唐代中期之人！他于唐天宝三年（744)到达邕州罗秀山驻锡修行，而后在罗秀山建成惠进禅院。同时，据《金石录》“唐惠昕大师碑”之记，惠昕禅师圆寂的时间不会晚于唐贞元十七年（801）。而在公元744—801年之间，只有唐德宗李适贞元三年（787）是“丁卯”年。因此，惠昕所编《坛经》完成于唐贞元三年（787）五月二十三日。
另外，按惠昕本《坛经》所记，其传承世系是：法海→志道（志道是法海的同学，是《坛经》所载惠能的十大弟子之一）→彼岸→悟真→圆会。而敦煌本《坛经》的传承世系是法海→道际→悟真。两个版本的传承都到了“悟真”，惠昕本中只是多了一个“圆会”。因此从传承世系来看，惠昕本确实也是唐本，其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确实需要进行重新评估。
惠昕本《坛经》在南宁罗秀山诞生后，成为唐代中后期的主要流通本。到了宋代，惠昕本依然是主要的流通本，并作为学禅者正本清源的宗经。宋初名士晁迥二十岁时（970）始看此经，至（1031）八十一岁的时候就共看了十六次。北宋政和六年（1116）比丘存中所写的再刊惠昕本《坛经》序中就讲：“今门风百种，解会千般，努眼撑眉，寻言今古，忘情绝念，自缚无绳，诋毁明师，纷纷矛盾，岂知《坛经》之可龟鑑哉！谨再刊传，庶几学者悟其本焉。”
《宋史》卷二百五（艺文志第一百·艺文四）中有载：“僧慧能注《金刚经》一卷，又撰《金刚经口诀》一卷；僧慧昕注《坛经》二卷。”只是此处的“惠昕”写成了“慧昕”。
《日本圆珍入唐求法目录》之载
《坛经》在唐代就已经传入了日本。日本僧人圆珍（814—891）曾唐大中七年(853)入唐求法，《日本圆珍入唐求法目录》中就有“曹溪能大师坛经一卷”，其与惠昕本的名称基本一致。而日本永超撰写于日本宽治八年(1094）的《东域传灯目录》对《坛经》的著录中记为“六祖坛经二卷，惠能作，疑惠能资惠忻作欤，又下卷可惠昕云云）”，足以证明在此之前惠昕本《坛经》已经传入了日本。
《东域传灯目录》之载此外，还有惠昕原本的不同别抄本及刻本也在不同的时期分别传入日本，此即为至今尚存的日本真福寺本、大乘寺本、天宁寺本、宽永本、兴圣寺本，各刊本都题写有相应序跋。
慧禅大法师赠予北欧时报何儒的《六祖坛经》曹溪版本。/北欧时报资料图
天宁本
宽永本惠昕本还流传到了西夏，并以西夏文进行翻译。根据刘少华、孙祎达的最新研究成果《西夏文<六祖坛经>与汉文本渊源关系新考》（《文献》2024年1月第1期），黑水城出土的《坛经》楷书译本并非学界此前认为的敦煌本,而是曾在国内流传的、仅见的惠昕本。到了明代，惠昕本《坛经》依然为国内所重视，明代学者黄省曾曾为此写下《六祖坛经序一首》（见《五岳山人集》卷第二十四），其中记有记“......惟时剌史韦璩，慕其高风，迎居天梵，大转法轮。缁白千余，常盈绕匝，门人纪录，目为坛经。此则罗秀禅师惠昕删丰就约，以便后俊者也。”后来因各种原因，惠昕本《坛经》已经在中国国内佚失。直至1933年，日本学者将惠昕之兴圣寺本进行整理刊行，陏后亦于中国境内翻印发行，惠昕本《坛经》重新引起国人的关注。
民国时期中国境内翻印之兴圣寺本
2023年11月，在广东韶关举行的首届粤港澳大湾区禅宗六祖文化节第二届曹溪禅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杨曾文教授在其主旨文章《佛教中国化的创新经典<六祖坛经>》中，对本人关于惠昕本《坛经》是唐贞元三年（787）改编本的研究成果予以高度肯定；黄连忠先生亦在以《惠昕五本<坛经>版本校订及其定慧等学禅法探讨》为题的发言中，也进一步肯定了我的研究成果。黄连忠先生深耕研究《坛经》三十余年，之前曾有《敦博本六祖坛经较释》等著作出版，其对惠昕本系列《坛经》的研究更是用心用情。诚如他在本书《自序》中所说：“惠昕本《坛经》有明确的编成年代，亦有明确的编修地点，这已符合‘信而有据’的原则，再细观现存最早惠昕系列之真福本《坛经》内容，不仅结构完整，文字典雅，内容合宜，叙事明析，笔者以为这是现存三大系《坛经》中最好版本系统，可惜长久以来为学术界所忽视，迄今未见有惠昕五本《坛经》校订本，因此发心较释之。”
五个古本中文字书写各有异出，异体旁字又不时出现，世人学之不易。先生将古本逐字逐句进行比较，用功良多，同时更是将其中要句进行校释，博文广记，可以使读者能够全面而深入理解经文的本来之意。先生还特别整理出了《惠昕五本<六祖坛经>校订点较本》（《韶州曹溪山六祖坛经》），文本断句及标点精准，文字通畅，为普通民众学习领悟惠昕本《坛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诸多种种，无不令人赞叹！
黄连忠先生重于孝亲，事母至孝，本书完稿于其母往生前夕，悲愿之心跃于字里行间，令人感动！
正如惠昕禅师所言：“诸善要备，非假外求。悟法之人，自心如日，遍照世间，一切无碾。见性之人，虽处人伦，其心自在，无所惑乱矣。”《坛经》作为中华文化的传统经典，在世界具有广泛的影响，惠昕本作为三个具有独立价值之一的《坛经》版本，在现实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广西在唐代与广东一样同属岭南道，都是六祖大师当年的教化之地，今年又恰值惠昕禅师于南宁罗秀山开山1280周年，广西乃至于南宁罗秀山在中国禅宗史上的特殊地位应该引起世人足够的重视，期冀本书能早日公开出版发行。是为序。
2024年5月26日于广西象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