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一书中，刘瑜深刻探讨了瑞典如何从“优等生”变成了“问题国家”，以此窥见整个西方世界的右翼民粹主义浪潮。

书中谈到瑞典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SD）逐渐崛起，反移民情绪日渐浓厚，以及手榴弹爆炸案等极端暴力事件的增加，都让瑞典从原本的“和谐社会”逐渐演变为“二元社会”，暴露了在接收大量移民后所面临的融合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平衡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成了瑞典必须面对的问题。

然而，刘瑜并不愿意将所有反对大规模移民的瑞典人都称为“极右”。她写道，瑞典已经接收了如此多的难民和移民，“我们站在山脚下，凭什么指责那些爬到半山腰的人为什么不继续爬到山顶？”她更愿意称这种现象为“防御性民族主义”，而非“极右”。这种“防御性民族主义”与当年纳粹的“进攻性民族主义”截然不同——它意味着大多数人并不想主动攻击他者，而是面对外来文明涌入时产生的一种文化反弹。

刘瑜进一步指出，这种“防御性文化民族主义”，即在他者面前的自我回归和想象，其实我们中国人是再熟悉不过的。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这种防御性的文化保护和认同在中国同样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态度和行为。瑞典的右转或许不只是关于排外或极端，而更多是面对复杂现实的一种自我防卫与文化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