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 老鸟传媒 老鸟传媒
【作者简介】凡一平，本名樊一平，男，壮族。1964年生，广西都安人。先后毕业和就读于河池师专、复旦大学中文系。第十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为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广西文联副主席。出版有长篇小说《跪下》《顺口溜》《上岭村的谋杀》《天等山》《蝉声唱》《顶牛爷百岁史》等十部，小说集《上岭恋人》《撒谎的村庄》等十四部。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双年奖等。有作品被翻译成瑞典、俄、越南、马来西亚文等在国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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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人间世
凡一平
母亲最后的一次外出
母亲去世的时刻，我在浙江一个叫大陈的岛上。晚上八点二十分，妻子打来电话，说母亲已经没有心跳，走了。我最惧怕和不情愿的事情终于发生，它像海上的巨浪一样涌来，将我吞没。一天之前，我在南宁的医院里，与母亲告别。我说明天我去浙江参加一个中国作协举办的活动，三天就回来。母亲坐在轮椅上，点了点头。这之前的一周，广西师大出版社邀请我去参加在马来西亚举办的书展，签证和机票已经敲定，被我取消。母亲的病情在这个星期稍微和缓，并能进食、入眠和说话，我以为会有好转，才有参加国内活动的决定。不曾想这个决定让我后悔，更让我悲伤。岛上的渡轮已经停摆，最早的渡轮要到第二天中午一点开航。我困在海岛上，走投无路，无可奈何，像个弃子，更像个逆子。我没有流泪，不是不悲伤，而是心急如焚、嘴忙脑忙盖过了悲伤。尽管母亲去世时有哥哥、姐姐、妻子和女儿在场，但我还是用电话通知了南宁的朋友，请他们帮忙。剩下的事情便只是想象和思忆。我想象母亲在亲人的净身后入殓，想象朋友尽心尽力地帮忙，想象瓢泼大雨的南宁今夜如泣如诉，思忆母亲悲苦贤良的九十四岁的人生……
母亲的婚姻，或爱情
母亲从十九岁开始清楚进入我的思忆。在她生前时断时续讲述的人生经历，便是从十九岁开始，仿佛十九岁是母亲人生长途的分界，或者转折。她极少谈她十九岁以前的事情，结合母亲往后的人生，若干年后我忽然明白，相比往后的种种艰辛、折磨和困苦，母亲的十九岁前，居然是她优渥、平静甚至幸福的时光。她不愿谈及的这段安逸、温暖的岁月，是因为它一去不复返，仿佛只要谈及不会重现的生活，就会心重和心痛。但是1950年，当母亲考取宜山师范学校踏上求学之路时，她的心情一定是愉快的，心性也甚高。在那个苦难和重男轻女的年代，一个女子能读完中小学，再考上中专，一定是百里挑一、凤毛麟角，至少家庭生活条件优于常人。是的，母亲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家族在百旺乡八甫村拥有几十亩田地和不小的院子。据母亲说，我曾外祖父在世时，家族院子里大大小小几十口人，统一吃饭，从不分家。她不是家族中唯一上学读书的女孩，只是学历最高的女孩。可以想见，考上中专的母亲在赴宜山上学的路上，是怎样的兴高采烈、意气风发，尽管徒步五天，路程劳顿也消弭不了对知识的追求和更美好生活的向往。母亲在宜山师范读书三年，这所学校后来成为我就读的大学河池师专（今河池学院）的前身，从传承的角度认知，母亲和我是校友。我后来翻看河池学院校友名录时，发现了母亲的班级和名字。我还发现，我的恩师和校长韦启良，与母亲是宜山师范一个时期的同学。韦启良先生后来考上华中师范大学，母亲止步于中专，是因为家况发生了转变。阶级划分，母亲成了地主家庭的一分子。
家庭成分地主的母亲失去了上进的机会。师范毕业后，她分配到菁盛乡大成小学。那是一所在深山里的学校，我后来徒步去了一次那所学校，从乡府出发，翻山过坳，整整五个小时。夜宿学校，宿舍简陋，风萧萧雨淋淋，山中禽兽大呼小叫，十分恐怖，那还是过了三十年后的居住条件。可想而知当年一个孤独无依的女教师在那恶劣的环境中，是怎样的慌张和难熬。但最可怕的是歧视和孤立，母亲的地主成分，像人额头上的烙印，让人避之唯恐不及。她在那里执教四年或五年，成为合格教师，还成为大龄剩女，直到一个勇敢的上岭男人接近她并娶她为妻。
这个勇敢无惧的男人是我父亲。父亲的家庭成分是雇农，比贫农还穷。但再穷，我爷爷仍坚持送我父亲读书至小学毕业。小学毕业的父亲先是在船上帮老板记账，后来去给都宜忻游击队司令当保卫员。解放后因为家乡缺少教师，他成为新建的上岭小学第一任教师。父亲和母亲缘何相识，我不清楚。兴许是乡里教师每年集中学习开会，兴许别人介绍，总之他们情投意合，结为夫妻。因为父亲雇农成分的原因，为地主成分的母亲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护。母亲调离了深山，先在八甫小学，后与父亲共同到隔壁县金钗小学任教。我的哥哥、姐姐和我便是在金钗小学相继出生。好景不长，父亲因为耿直，顶撞办事不公的学校领导，身份作用失效并且自身难保。1969年，父母双双下放原籍。我们举家迁回上岭，与叔父一家共同居住在三间的祖宅，共十二口人。我记忆中最艰辛的生活由此开始。下放上岭的母亲父亲，仍继续当教师，初始不领国家工资，以生产队工分计酬，也就是说，父母两个劳动力，养外婆、我哥哥、姐姐和我及父母自己。上岭地少人多，每年分发的粮食短缺一两个月属于常态。饥馑尚可忍受，居住的拥挤是可忍孰不可忍。一家六口两张床，还挨在一起，紧接是另起的炉灶。每天的烟火环绕，将白蚊帐熏成黑蚊帐。父母去学校上课，回来带着学生作业，在腿上批改，长年如此。父亲母亲的愁苦与日俱增，尤其是母亲。母亲的脾气在家里和学校阴晴分明，判若两人。她时常发无名火，冲着家人，更多是冲父亲。仿佛如今的境遇是父亲造成，他不该娶她，然后还生儿育女，由此带来无穷无尽的看不到希望的苦难。在发火的母亲面前，父亲总是低三下四，保持沉默。曾经阳刚的父亲变得忍气吞声，他的风趣和幽默直到多年以后家境的变好才得以恢复。
我们举家回上岭六年后，终于建起了自己的房子。那是三间的泥瓦房，坐落在学校的附近。宅基地是生产队无偿提供，人力和部分建材也是。上岭人的无私和奉献，给蜗居的我们一家带来欢畅和安宁，也是对敬业爱岗父母的温情回报。那年，母亲已经当了大队小学的校长，领导着小学文化的父亲。父亲还没在新房住上几天，就被母亲派到高山上的弄行小学执教。通往那所学校的山路险峻陡峭，我至今没有上去过。父亲受命在那所学校，独自一人执教三或五年。或许因为爬山过度，更或许山上寒冷和空气稀薄，父亲患了哮喘病。
“我现在清楚记得小时候父亲每每被送往医院的情景。他被人从另一教学点抬下山来，常常是在深夜，那时我从睡梦中惊醒，父亲哮喘的声音灌满家门。这时候母亲便去找摆渡的船工。父亲需要渡河，才能被送往公社的医院。船工终于被母亲请来，父亲被抬到河边，上了船。凄凉的夜晚，风吹水紧，我站在漆黑的岸边，望着明明灭灭的星零船火，谛听漂摇的桨声，将我父亲送到对岸……”
这是我在回忆去世父亲的文章，写的一段话，在这里转述，无非是想表达母亲与父亲的婚姻或爱情，是怎样的酸辛、紧密和相濡以沫。父亲自从患了哮喘病，再也没有根治。每年冬天和杨花时节，父亲的病症必定发作，然后去卫生院住院。教务繁重的母亲，没法全天候照顾父亲，为此她学会了静默注射。每当父亲病症发作，母亲就给他注射氨茶碱，减缓痛苦和去医院住院的频率。
“身患疾病的父亲所吃过的药\有一吨还多\把一个家压扁了\但是没有跨\因为有一个女人撑着\那是我的母亲\从1996年开始\奇迹\像铁树开花\父亲不再是医院里的常客\现年八十一岁的父亲\乐呵呵地生活着\每天爬一次到两次七层楼\最关心天气预报\最担心的是我的肥胖\对我生病的母亲俯首帖耳\反过来悉心照顾她\他们的婚姻已经镀上了金子\让许多人望其项背”
——这是我数年前写的关于家族的诗的其中一首，形容父亲和母亲的晚年生活。父亲母亲退休十年后，被我接来南宁，与我生活。父亲到了南宁，缠身多年的哮喘极少复发，而母亲却成了医院的常客。她患了心脏病。母亲的心脏病无疑是长年的焦虑、压力和劳累造成，是不幸、歧视、忍辱负重、付出和守望带来的结果。她抚育完儿女，照顾父亲，然后看护孙子孙女，百般操心和操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完没了，像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我记得在我还小而家庭贫病交加的时候，被工作和家庭重担压得要垮的母亲，对患病的父亲说，你能不能坚持活到五十岁，等孩子长大？我看见父亲点头，说我争取。父亲坚定、顽强地活着，直到2018年，他九十岁去世。
父亲生命中的最后两年，仍然是母亲主要照顾他。我虽然在父亲身边，却不能全心全力。功名利禄仍在迷蒙我的双眼。母亲为了不耽误我的写作和时不时出去喝酒，承担了本该我做的一切，当了父亲的护工、保姆。她撑着八十多岁的身躯，照顾着耄耋之年的老伴，无怨和无悔。母亲在晚年对临终父亲一如既往的服伺和付出，也许是感念父亲在她备受歧视的时候，勇敢示爱，救她于水火。也许是敬佩这个平凡无奇的上岭男人，貌似普通，其实大智若愚。父亲后来在南宁医院去世，遗体送去殡仪馆。火化前夕，我们在殡仪馆设了灵堂，母亲忽然到来，看父亲最后一眼，为相伴六十年的丈夫送别。她在灵柩边静静地坐到半夜，方才离去。不久，父亲的骨灰送回上岭安葬。葬完父亲，我回到南宁，告诉母亲，父亲的坟墓在祖宅的后山，离祖宅不远，修有一条不陡的路通往。母亲听了不语。第二年阳春，我要回上岭，母亲忽然提出跟随，我同意了。母亲跟我回上岭，这是她退休二十多年后，第一次回上岭。上岭及邻里的乡亲闻知母亲返乡，纷纷过来探望，让母亲很是欣慰。但是这次，疲惫、衰弱的母亲上不了山，只是望着山上父亲坟墓的方向，凝思了很久，忽然对我说，一平，我死了，把我骨灰送回上岭，跟你爸埋在一起。
这是母亲活着的时候，最后一次回上岭，她生命中刻骨铭心的土地。那里，有她情感滔滔的记忆，有先于她长眠的丈夫。她肉身挪移，却已魂之所系。
母亲与她的母亲、父亲及弟弟
母亲最后的生日
母亲姓潘，名丽琨，是都安县百旺乡八甫村潘氏家族的长孙女，是我外祖父外祖母的大女儿，她下面还有个弟弟，是我的舅舅。我印象和记忆中，母亲的悲苦劬劳，以及与我父亲的分歧矛盾，离不开我的舅舅。
舅舅潘炽权从小聪明伶俐，很受家人宠爱。他小我母亲五岁，母亲考上宜山师范第二年，他考上宜山高中。姐弟俩在同一城市就读，隔河相望，少不了往来。那年的风云变幻，潘氏家境的破落已成定局。舅舅的生活来源时断时续，师范生的母亲仅有的津贴，便成了他的保障。母亲那时不曾想到，她对亲爱弟弟的资助和操心，竟是漫长持久，长达数十年。
舅舅曾经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工作或职位，广西农业厅办公室秘书，掌管单位公章，如果不是时局波动，必将有个美好的前程，可惜在我出生之前，他已经退职返乡，在村里当农民。我记忆中的舅舅，每逢圩日，必来我出生地的金钗小学，吃一顿饱饭，再索要些钱物。他时常带姐姐和我去八甫村的外婆家玩耍，在一间半破败的房屋里，一住十天半月。我至今记得舅舅的一个细节，他向我展示他火柴盒里的钱，一角两角五角，满满地叠放着。那是母亲的给予，或外婆的私赠，它是已变得窘迫的舅舅的锅碗，或是粮仓。在我们举家迁回上岭后，舅舅仍是没有少来，而母亲或外婆基本没有让他饿肚子和空手回去。岁月如梭，老光棍的舅舅的婚姻，成为母亲和外婆的痛。他们托人说媒，撮合邻村的一名大龄剩女，成为我的舅娘。舅娘与舅舅连生三胎，第三胎我的小表妹未满一岁，舅娘便被人贩子拐卖，经查卖去了安徽。当警方去安徽营救，发现舅娘再次被卖，下落不明。母亲接来舅舅无法抚养的三个儿女，来到上岭，与我们共同生活。母亲的重负，直到我大表妹师范毕业工作后，方有减轻。而大表妹仿佛是我母亲的翻版，她对生活拮据的弟弟妹妹的照顾和援助，与我母亲如出一辙。两年前的2022年，舅舅在都安病逝，我去奔丧。出殡的那天清晨，我忽然看到母亲在朋友圈发的微信，如下：
沉痛哀悼我的弟弟
2022年2月16日，黑夜已经降临，我打开微信，看到侄儿发的微信说“大伯不在了！”立即被家人制止。随时我也被移出“家族情”微信群。我意识到必定是我弟弟的不幸，家人怕我难以挺住悲痛而隐瞒。后我通过电话证实了。瞬间，我禁不住泪如泉涌，喉咙哽咽说不出话。
放下电话，我陷入了无尽的悲痛。想起我们姐弟幼年丧父，母亲还不到而立之年就守寡含辛茹苦把我们抚养长大，无论多大的艰难，都坚持让我们姐弟俩上学。后来我和弟都以笫一名的成绩分别考上两所中学，弟上都中，我上宜中，毕业后，弟上地区的重点高中——宜高。我上省立师范学校。从学校出来，弟在区农业厅工作，我在乡镇中心学校任教。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弟他服从组织安排，回乡之初任代课教师。没多年，遭到横扫全国的文革的冲击，弟无辜地被推入挨斗的另类，加上妻子被人拐卖，扔下三个嗷嗷待哺的小孩和老母。苦难把我的弟弟压垮了，过上了乞丐般的生活多年。好不容易熬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得到国家扶持，解脱了贫困，建起了楼房，儿女也成家立业。弟算是过上了好日子。
去年，我回趟老家，和弟同照一张相，这是一生姐弟仅有的一次同框，没想到竟是最后的一次同框。回来时，弟扶我上车，那种依依不舍的表情让我觉得这是弟从来没有过最深切的姐弟亲情。没想到这次的离别竟成了永别。以往我和弟在一起，总是没少训他不奋发，不争气，落得在人前低声下气。今天想起来，我错怪了他。
弟一生酷爱读书，听说年前他还每天踏着自行车进城买报回来阅读。我欣慰他已苦尽甘来。没想到好日子还没过够就走啦！姐我真难以承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人世间最悲痛的莫过于亲人的离去。此时此刻泪水不让我再写下去了。只愿我的弟弟一路走好！
姐哀泣！
2022年2月20日
母亲和舅舅的姐弟情，我过去以为不会深切，直到看见母亲的微信，我才恍然明白，原来他们的亲情是一直被抑制着，被贫困和苦难的大山所压迫，而一旦释放，石破天惊，山呼海啸。
外祖父投笔从戎、一去不归，则是母亲一生的惦念和煎熬。他在母亲七岁的时候离家，参加反法西斯的战争，再也没有回来。1942年，时任校级参谋的外祖父和他的部队从东北的旅顺出师南下，到了云南，待命远征缅甸。外祖父在云南寄回一封家信，信中主要内容，母亲一直记得。外祖父在信中对他的父亲也就是我母亲的爷爷说：到了缅甸要和英军配合，重新编队，要做一个外国军官不容易。今后战事紧可能不能常给家里写信。我的草儿、木儿(母亲和舅舅的乳名）尚年幼无知，望严加管教，以免长大了变成烂仔陋女。
从那以后，外祖父再也没有来信。母亲的祖父也写好多封信寄给我外祖父的部队和上司，却如石沉大海，没有回信。母亲全家人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盼着我外祖父的来信，盼着他的归来，一直到母亲去世，外祖父的归宿仍是个谜。2008年，我受邀写电视剧《山间铃响马帮来》剧本，去云南采访。与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的丹增会面时，提到了我的外祖父和母亲的惦记，丹增副书记立即指示他的秘书梁长江负责查询。我回南宁后把此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异常兴奋。若干个日子过去，梁秘书打来电话，说他查找了当年远征军入缅部队的相关资料，以及腾冲等地的抗战陵园，均没有我外祖父潘广汉的下落和名字，但查知我外祖父的副官去了台湾，却无从联络。母亲听闻，拉下了脸，神情低落，像蔫了的黄花。我提醒母亲，外祖父即使没有战死，如今也过了一百岁了。我话里有话，意思是外祖父即便没有战死，如今也不在人世了。母亲颔首和望天，像是听懂了，也像是想不明白。从那天之后，母亲再也不提外祖父的事，她像是绝望了，也像是把思念深深地埋藏。
在母亲的人生中，外祖母是与她相依为命的亲人，是她为人妻为人母的坚定后援。从我出生和有记忆起，外祖母就和我们住在一起。哥哥、姐姐和我，以及之后一起生活的表妹表弟，均是外祖母管护，直至长大。如果没有外祖母的帮助，可想而知母亲的人生将变得更加的艰辛。其实外祖母是比母亲更不幸的女人，年轻守寡，助女和忧子，像一块馍被贫困的生活扯来扯去。外祖母以最仁慈和坚韧的母性，分担着母亲的忧患，母亲不会不知道，一定知道。1994年，外祖母溘然而逝。我看见母亲坐在外祖母去世的床上，瑟瑟发抖。我抱紧母亲，真切地体会母亲的悲痛和寒冷。
母亲和她的儿女
母亲最后与她的小儿子
我是母亲所生的小儿子，上有哥哥和姐姐。我有个姐姐，两岁夭折，那时还未有我。也或许因为夭折的姐姐，才会有我。我无疑是家里最受宠爱的孩子，外号小胖，足可见我小时候的营养过剩，至少不会饿着。我们哥姐弟的出世和生存，是母亲艰辛磨难的缘由，也是母亲活着的希望。再苦再穷，都要争取让我们读书。我未上学之前，母亲就开始给我买连环画。每次上街，母亲总要把本要买肥皂、酱醋的钱省下，给我买书。我拥有的小人书不计其数，它们是打开我文学想象的钥匙，是我童年时代获得朋友、同学追捧的银光棒。
母亲捍卫儿女的权益如狼似虎。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已插队三年的哥哥参加了考试。当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寄到公社，却被扣下，原因是母亲的地主成分使然。母亲愤然找到公社领导，据理力争，实际是取闹撒泼，才把通知书拿到。
1988年，我在《青春》发表小说《官场沉浮录》。作品能上当时的名刊，于涉足文学创作没几年的我，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并且在我工作的县城，被人奔走相告、传扬甚至传抄。我的来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官场故事，像春雷般震动寂静的小城。
然而我得意洋洋、趾高气扬不过一个月，风暴从天而降——小说的人物们被当地官员大规模对号入座，并启动司法程序，诉我诽谤罪。乳臭未干并且靠山轻薄的我顿时天旋地转、茫然失措。种种于我不利的消息和动作，纷至沓来，铺天盖地。我像火炉上的一个红薯，被烤得焦头烂额。我躲在文化馆四楼的宿舍里，日夜不停地写声明和申诉。不得不出门的时候，就怀揣同事韦文权赠我的钢鞭，以防人身不测。我写信给乡下的母亲要钱，准备请律师使用。我记得是夏天的傍晚，母亲出现在我跟前，她头发凌乱，衣着污泥浊水，像一名乞丐，却从捂得严实的包里掏出钱来，一共是八百元。我捧着母亲不知何来的金援，像孙猴子获得金箍棒，撑过夏天、挺过秋天、熬过冬天，每天都如履薄冰、度日如年。
奇巧的是，龙年一过，轩然大波的事件忽然风平浪静，沸沸扬扬的官司戛然停止。困厄的我柴门放开，言行自由，获得广西作协保送至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深造，从此一帆风顺、好运连连。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当年时任县检察院检察长潘启隆，本着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派出两位检察官，前往原发刊所在地南京，进行调查取证。其中一名检察官，叫蓝宝然，刚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这也是他经办的第一起案子。第一次出省并且到大城市的蓝宝然，与他的同事，顾不上看一看古都名胜，直接找到了《青春》编辑部，并出具介绍信和说明来意。他们在编辑部看到了《官场沉浮录》的原稿，原稿名为《娃崽馆长》，并清楚注明“中篇小说”。蓝宝然用相机一张一张地将原稿拍下，然后与他的同事，马不停蹄地将证据带回。由于证据明确、给力，案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凡一平被检察院免于公诉，震及八桂的风波逐渐平息。
又是若干年后我才知道，母亲给我送钱来的那天，因为焦急和对儿子的忧心，慌乱无神中掉进了河里，不会游泳的她拼命地在水中挣扎，竟如神救般摸着岸边的石头生还。
母亲茹苦含辛将她的儿女养育成人之后，又尽心尽力管护着她的孙子、孙女和外孙子，如老牛舐犊，如我外祖母再现。
在母亲所生的儿女中，我是最幸福的，因为我能与母亲父亲经年累月地生活。姐姐嫁在异地，哥哥在国外工作定居。父母六十岁以后的晚年，基本与我一同居住，表面上是方便我照顾他们，其实是他们继续照顾我。父亲去世后的六年里，母亲照顾的重心，全在我身上。生活、写作基本没规律的我，让母亲无所适从，更是关怀备至。有时候已是下午，我早餐午饭未吃，仍在床上，母亲蹑手蹑脚进来，如见我醒了，便轻声问我想吃什么，然后母亲便去煮好我想吃的饭菜，过来叫我。有一次我三更半夜应酬回家，母亲已经睡了，却见饭桌上有一盘保鲜膜包裹的水果，盘边有一字条，上写：一平，吃点水果吧，水果已洗净。母亲熟悉的笔迹和关爱，让我泪目。往后母亲不再留这样的字条，但洗净并覆盖保鲜膜的水果却常有在饭桌上，或冰箱里。直到母亲去世，冰箱里尚有许多母亲亲手包的饺子，羊肉馅的、牛肉馅的，都是我喜欢吃的口味。我吃着母亲生前包的饺子，甘甜如饴，肝肠寸断。
母亲和她的创作
2022年，母亲在鬼子、田湘等作家、诗人的陪同下回她曾经工作的马山县。
母亲七十岁时罹患心脏病，靠起搏器维持心跳。心脏病的特征是胸闷和心慌。为了排解母亲的病患和分散其对疾病的注意力，我带母亲旅游或趁出差携母亲随行，效果很好。异地的风土人情，大好的山川景色，让郁郁寡欢的母亲很是开心，并有活着的信心。最惊喜的是，母亲开始了文学写作。
那次我带母亲去长寿之乡巴马旅游，巴马人的乐观、豁达、热情，巴马水的甘甜和巴马空气的清新，让母亲心旷神怡。回家后，兴奋的母亲提笔写下了《去寿乡之路》的散文，我无意中看见，觉得不错，鼓励她投稿。母亲将稿子投寄在同一小院里的《广西民族报》。不久，她看到她第一次变成印刷字的作品，还领得了稿费。处女作的发表让母亲信心满满，一鼓作气，接连写下诸多散文、小说，在《河池文学》《广西文学》等报刊发表。因为写作，母亲学会了使用电脑。她频频地在我嫌弃、淘汰了的电脑上敲打，不几年，积累了近二十万字的作品。母亲八十岁的时候，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作品集《忘却》，在文坛崭露头角，被东西誉为“八零后”作家。东西除了命名，还附加了一个故事，说有一次打牌，凡一平手气不佳牌技也不如人，把代领的母亲稿费都输掉了。回到家，母亲语重心长，对凡一平说儿呀，不要打牌了，妈写不赢哦。凡一平听了，从此金盆洗手。东西的故事半真半假，但母亲的心情准确和真实。我后来被称为写作“劳模”，很多人不解问我，你天天喝酒，哪来的时间写作呀？产量还那么高。问多了，我大言不惭，说我妈帮写的。
母亲临终前一个月，仍在写作。《小包心语》是她最后的作品，记录如下：
小包心语
我现名叫小包，是一位九十多岁多病缠身的老奶奶给我施行手术，让我脱胎换骨、改头换面，重获新生。
要说我的出身嘛那话太长，比尼罗河还要长的多，只能从我半路出家说起吧。
十三年前，我和我的许许多多的小伙伴作为大卫窗帘的陪衬来到了一位大学教授的家，那时我和我的伙伴凭着金色的外衣熠熠生辉，光彩夺目，受到教授一家人的青睐。
然而，十年的风吹雨打和尘埃的污染，我和我的伙伴渐渐地失去了夺目的光彩，更严重的是浑身脏兮兮的，令人恶心。教授叫保姆阿姨将我们拉下，准备扔到垃圾堆里。老奶奶见我们还有些微弱的光，她想也许还有点余热，不顾教授的反对，稍稍地把我们收拾起来，给我们洗个大澡，还经过消毒，然后把我们收在收藏柜里。奶奶身体还好的时候，每天都出去走走，顾不上我们。因此我们在收藏柜里休眠了好几年，不敢去想有朝一日能有翻身之日。如今奶奶的健康每况愈下，不能出户，每天呆在家里，终日沉浸在对病痛的焦虑和恐惧中，为了转移注意力，偶然想到我们也许能有助于她这一心愿。于是将我们翻出来，比比看看，我们的身材太短小了，身长不到十厘米，细小如头发，能有什么用呢？她百般思考，想到可以将我们一根一根接上，裁剪接头后拧成一股股长线，钩成一个目前需要的手提包。夲来奶奶就有好多小包，那都是挂肩包，背着就觉肩膀酸痛难受，故想有个手提小包，觉得手劲还可以。
主意定了，奶奶就像捡牛毛似的将我们一根一根地接上。经过裁剪、搓合、编织等等很多道工序，最后织成一个小包。她算了算，我们大约有6900根这样短细的金线织成一个小的手提包。
奶奶说：“我一生没什么本事，碌碌无为的活到了这把年纪，但能耐却不算很差，之所以耐磨是出于节俭。节俭是持家之本呀，如果不知节俭，那怕你有一座金山，也会坐吃山空的。”
奶奶这么费心费神地把我们6900个伙伴拧到一起织成的小包不容易，毕竟我们是再生品，很粗糙，上不了档次。但我们牢记奶奶说的，我们又不是当风景让别人观赏，只要能实用、管用，不浪费就ok。我一定尽力地为奶奶服务，帮她带上手机、钥匙、药品等等之类的东西，陪她上医院等外出的活动，直到她最后的那一天，她停止了呼吸，心脏不再跳动了，我将与她一起在烈火中永生。
母亲编织的小包，至今在我身边，我舍不得让它随母亲火化。它精致、高端、时尚，金光闪闪，像一盏明灯，照耀我再也没有母亲照顾的日子。我从浙江的海岛，匆忙、曲折地返回南宁，已是母亲去世的第三天凌晨。推开母亲的房间，我见房间的大部分东西已被清理，唯有母亲用窗帘线编织的小包，以及她珍视的缝纫机，映入我的眼帘。我坐在空净的房间里，母亲温馨、优雅的气息缱绻和决绝，如和风细雨，如云蒸霞蔚。我当即将书房搬至母亲住了十四年的房间，以缝纫机为台桌，我将在此写作、画画和阅读，感受母亲情感的温度和洋溢的才华，静候母亲魂灵的眷顾，享受她的佑护和祝福。在我过六十岁生日的第六天，我得到了我的作品《上岭恋人》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消息，此时我亲爱的母亲刚刚去世五十七天。我知道，这是母亲送给儿子六十岁的礼物。我不仅是她的儿子，也是她的作品。《上岭恋人》是我给予母亲的报答，或者奖赏。
母亲的葬礼
母亲在南宁火化。她在南宁生活了近三十年，也在南宁寿终。望州路308号，我最惧怕而不得不去的地方，对我已是轻车熟路。我在那里送别了叔父、婶婶、父亲，以及诸多亲戚、同事和朋友，死亡和悲伤的氛围时常笼罩着我，让我紧张，也让我沉着。我其实已经不惧怕那里，只是必须要去那里，送别离世的人。这次是送别我的母亲。我们哥姐弟在殡仪馆为母亲设了灵堂，灵堂在望月楼，恰巧是六年前父亲灵堂望日楼的旁边。望日楼和望月楼，我逐次去世的双亲全部在此报到、会合。香烟燃起，我仿佛看见父亲的魂灵飘然来临，迎接他的爱人。
为母亲守灵的那一夜，络绎不绝来了很多人，给母亲上香。少部分人是我的同事和朋友，多数的人我却不认识，经介绍我才知道，那都是母亲的学生。母亲教管过的学生成千上万，有的一家三代全是她的学生，他们悉数、结伴而来，送别仁爱如母的老师。
根据母亲的遗愿，母亲的骨灰送回上岭安葬。2024年9月5日，我坐在灵车上，身前是母亲的骨灰。我凝视坚硬、光滑的骨灰盒，目不转睛，仿佛母亲的悲苦、贤良和恩情摄魂入魄。车窗外的楼宇、桥梁和绿灯飞驰而过，繁华和喧嚣的城市，母亲再也不复返。灵车驶离城市，朝着桂北山区行进，那是母亲的来路，也是归途。那天风和日丽，顺风顺水，灵车抵达上岭，已有众多的乡亲齐聚迎候。我抱着母亲的骨灰上山，身后是热切、关爱的人们，如巨大的暖流一样推我。母亲的坟墓已经建就，在父亲坟墓的一侧。新旧两座坟墓背靠青山，面向河流，相依相偎，如一对知心的爱人。我经过父亲的坟前，对父亲说爸爸，我把妈妈送回来陪你了。父亲像是听见了，坟上的青草簌簌摆动，飞出一只蝴蝶。蝴蝶引我来到母亲的坟前。在墓穴那里，惊奇发现，曾用做定点标志的一根木棍，长出了嫩绿的新芽。我把母亲的骨灰下放至墓穴里，从阳间进入阴间。金坛一封，黄土覆盖，母亲永远作别人世间，她的人间世就此消失，埋藏于地下和我心中。
2024年9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