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飞翔

公元1080年正月初一，漫天风雪。此刻人们正沉浸在新年的喜悦之中。在京城开封通往黄州的官道上，一老一少在几个兵丁的押送之下，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挪动着脚步。这电影一样的场景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红楼梦》结尾时那“白茫茫天地”的凄楚与悲怆。有谁会想道，兵丁们押送着的竟会是北宋王朝最具才情的大文人苏轼以及他的长子苏迈，而且时间偏偏是选在大年初一这样一个万家团聚的时刻。

苏轼究竟犯下何罪，竟要遭此大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遭遇的第一次重大的命运打击，险些让他丧命。今天，一提起苏轼人们总是强调他多么旷达、多么潇洒，可是有谁想过这份旷达和潇洒背后隐藏了多少鲜为人知的心酸和恐惧，苏轼又是怎样一步步地“百炼成钢绕指柔”？苏轼是人不是神，他与我们一样有着“喜、怒、忧、思、悲、恐、惊”，一样面临失意、焦虑和愤懑，一样也有人生的“至暗时刻”，面对那些超出生命承载限度的东西他一样也有认“怂”的时候。“乌台诗案”发生后，差官前来兴师问罪的时候，苏轼吓得是面无人色，六神无主，倒是和他一起搭班子的“副职”——祖通判沉着稳健，应对得当。押解的途中，苏轼甚至想投水自尽，一了百了。这说明苏轼和我们一样，也是肉体凡胎，也有想不开的时候。有一个故事也能说明问题。苏轼在狱中时，和儿子苏迈约定。每饭只送菜和肉，如有不测，就将肉改为鱼。一次，苏迈外出采购，委托一位亲戚代为送饭。这位亲戚想着改善一下苏轼的伙食，就给他送了一条鱼。不料苏轼见到鱼后大惊失色，以为大限将至，差点服毒自杀。

苏轼为何会招来“乌台诗案”？用他弟弟苏辙的话来说就是“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越是优秀的文化名人，越是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李白在世时也是“世人皆欲杀”。古今中外有多少文化名人是惨死在自己同类手里？这种文化上的“自相残害”，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机制，这是颇值得深思和总结的。

“乌台诗案”后，苏轼以戴罪之身踏上了通往黄州的贬谪之路。前途茫茫，苏轼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苏轼初到黄州时，心情是非常凄苦的。毕竟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苏轼反省自己，觉得以前自己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所以初到黄州时，他深居简出，谨言慎行。在此后写给好友李端书的一封信中苏轼曾这样袒露心迹：“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苏轼好交友，朋友遍天下，一场无妄之灾后，竟落得“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从昔日的“高朋满座”到如今的“唯恐避之而不及”，这种强烈的落差足以让人看透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苏轼此时将自己彻底“清零”，一切从新开始。名带给苏轼的更多是伤害。即使是这样一封私下写给好友的无关要旨的书信，苏轼也是慎之又慎。临末，不忘特别叮嘱：“此信看后烧毁。”这说明苏轼心有余悸。伤痛之深，由此可见！

某个深夜梦醒时分，在彻骨的冷透中，在无边的孤寂中，苏轼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作者以孤鸿自喻，表达了自己孤寂的内心世界。苏轼高足兼好友黄庭坚这样评价这首词的境界：“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

人生有很多事是说着容易，做着难。笑对坎坷，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苏轼是一个很容易感伤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善于发现快乐的人。林语堂说“苏轼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世间哪有人一出生就是乐天派，一生都是乐天派？所有的乐天派都是悲观派一点一点历练、转化、升华而来的。苏轼是自视甚高的理想主义者，他常将无边的苦难置换为温暖的人间情怀。当个人命运的悲剧一再降临，苏轼就用他那种细小而又具体的快乐将痛苦化于无形，转化，超脱，最终做到“逢苦不忧”，温情地注视着人世间。也正是因此，苏轼成了“大众情人”。从宋代到今天，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在不同的人生境遇里与苏轼相遇。每一个人都能从苏轼那里看到自己，找回自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苏轼。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苏轼对中国人心灵的影响，对民族性格的影响既广且巨。

苏轼生命的转折始于黄州。在黄州苏轼一步步地蝶变成了“苏东坡”。公元1082年，中国文学史上充满奇迹的一年。这一年是苏轼文学和艺术创作的“黄金期”，他一生最重要的几个代表作，几乎都是在这里完成。文学上苏东坡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杰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艺术上他写下了有“天下第三行书”之称的《寒食帖》，画下了引领中国文人画的《枯木怪石图》。这一年苏轼将生命中的孤寂与悲苦转换成了艺术，这一年苏轼化蛹成蝶，浴火重生，这一年苏轼达到他文学艺术的“巅峰”。公元1082年，苏轼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皆可雄视千载，不仅可以为宋朝代言，也可以为中华文化代言。

苏轼自己也没想到，天高地远的黄州，竟会成为他人生的转折之地。苏轼在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荣华和苦难之后，在死亡的边缘获得了重生。“文以地生辉，地以人增秀”。黄州，见证了苏轼的苦难；黄州，铭记了苏轼的蝶变。没有黄州，苏轼的艺术缺乏境界；没有黄州，苏轼的人格无法超脱；没有黄州，苏轼不一定能变成苏东坡。黄州，对于苏轼的意义，非同一般，它早已不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一个精神概念。苏轼和黄州，他们彼此成就了对方。对苏轼来说，黄州不再是一个凄苦的流放之地。对黄州而言，苏轼也不再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天地过客。

一晃，四年过去了。就在苏轼已把黄州当作是自己的故乡，决心长相厮守的时候，他的命运却再一次发生了转折。公元1084年正月，苏轼收到一纸诏令。朝廷命他转任汝州团练副使。苏轼调离黄州的消息很快传开，人们纷纷携酒相送。前来送别的朋友络绎不绝，饯行的酒席一桌接着一桌，与他刚来黄州时“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形成了鲜明对比。

苏轼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黄州，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黄州是苏轼贬谪生涯的起点，以后每逢遭遇政敌围攻迫害，陷于人生低谷时，他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黄州，想起自己在东坡上，头裹幅巾，躬耕田亩，与樵渔杂处的那些日子。以后每遇到失意、困顿，苏轼都会回到黄州这个起点，反躬自省，重拾自信。黄州成了苏轼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精神宝库。去世前三个月，苏轼途经金山寺，即兴写下一首诗，对自己的一生做了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由此可见，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苏轼对黄州还是念兹在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