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沂蒙最隆重的节日和融进血脉之中的记忆，它藏在故乡的年味里、藏在热闹的年集里，还藏在一碗年夜饭里，更藏在元宵节的灯盏里……

年味

沂蒙的年味，是随着腊月的山风而至的。风不再冷硬地刮得人脸颊生疼，反倒捎来几分暖融融的盼头。它掠过一道道山梁、掠过田埂上晒得发脆的枯草，把村头不知谁家早早挂起的红灯笼吹得晃悠悠的，也把年味，一缕缕送进村前巷尾的烟囱里、送到沂蒙人的心坎里。

沂蒙的年味，藏在小年的忙碌里。清晨，山村是被扫帚的“唰啦”声叫醒的，这是沂蒙“打埃尘”的声音。父亲一早扫净院落后，便领着大哥家的儿子扛着扫帚出了门。沂蒙人常说“腊月二十五，扫房掸尘土”，父亲把扫帚绑在长竹竿上，踮着脚打扫屋檐下的蛛网和积尘，一帚帚扫下来，尘灰簌簌落在提前铺好的麻袋上，像把旧年的杂碎都扫了进去。“扬尘不打，不顺当；尘土不扫，没好兆”，父亲一边扫一边念叨，小侄子的脸冻得通红，举着小扫帚跟在后面，有模有样地扫着院子里的落叶，祖孙俩的影子在晨光里晃，把旧岁的尘埃都扫进时光的褶子里。这时，忙碌了一年的母亲便会挽起袖子，指尖沾着皂角水，一遍遍擦拭灶台上的油渍。热水一泼，油渍软了，抹布擦过，露出清亮的光来。阳光从窗缝里钻进来，细小的尘埃在光柱里飘动，映照着母亲秀气脸庞上细密的汗珠如珍珠般透着细光。空气里是皂角的清洌，混着灶膛里没散尽的余温，这份干净又暖和的味道，便成为年味的底子，每当我回想年味时，便会清晰地浮现出来。

沂蒙的年味，藏在对联的墨香里。腊月二十五的年集一开市，最抢眼的是对联的摊位，手写的对联摆得满满当当，笔锋间都是山里人家对新年的朴素期盼，花上五角钱，对联买回家的同时，更买回了一年的喜庆。可我们村四五十户人家，却从不用从集市上买对联，全由父亲一人代劳。

父亲是村里唯一的高才生。他从十五岁担任村会计，一干就是近五十多年。因此，每年免费给村里写春联，也便成了约定俗成的事。从腊月二十八开始直至年三十上午，我家的八仙桌从没有空闲过。有亲自到我家看着父亲写的，也有在路上遇到随口说的，甚至远远地从大门外喊一嗓子。父亲从不照搬现成的联语，哪家的日子，就写哪家的话：盖了新房的，就写家业兴旺；添了孩童的，就祝福前程似锦；种地的，就写五谷丰登；守家的就送上平安顺遂。一村春联出自他手，却没有一副重样。

写对联的笔墨纸张，几乎都是父亲自掏腰包提前备下的：有钱的就捎张红纸，没钱的父亲就赠送。即使无儿无女、走不动的“五保户”老人家里，父亲总忘不了让二哥领着我们带着热乎的吃食给贴上对联。用父亲的话说：怎么着也得让老人看到“年味”。春节拜年时，看着村里家家户户龙翔凤舞的字迹，墨香里混着红纸的喜气，我小小的心里总是骄傲得不得了。

后来，父亲因病握不住毛笔，写春联的事全由二哥代劳，这一“代”，就是十几年。墨还是那墨，纸还是那纸，笔锋里的力道、字里的心意，却和父亲如出一辙，乡亲们登门求联，依旧是空手而来，满意而归，那缕熟悉的墨香，也依旧年复一年地萦绕在村里的年味里。

日子一晃便到了年三十，贴春联、挂年画成了村里最忙乎的事，年的味道也就更浓更重了。二哥搬来梯子，在各个房屋的门框上细细抹上熬好的糨糊，我和三哥在一旁递春联。红纸在寒风里微微颤，二哥不慌不忙，先轻轻对齐门框上边的沿，再用手掌一点点抚平，动作慢，却透着一股郑重。门框的上端还会五颜六色地贴上“过门钱”，风一吹摇曳多姿，小侄女便会歪着头拍手唱：“过门笺，贴门端，风一吹，钱串串”，去年春节赶年集时看到，我欣喜地买回家，贴在阳台的侧门上，年味便呼之欲出。门上贴“福”字更有讲究，沂蒙人信“福倒（到）”，特意把福字倒着贴，路过的人瞧见了喊一声“福倒了”，就等于把福气送进了家门。红春联、倒贴的福字，一瞬间就把年味贴得满满当当。

最难忘那年，我和二哥、三哥同时考上中专与大学，这在村里是天大的喜事。父亲格外欣慰，特意研了最浓的墨，挑了最大的红纸，提笔凝神，写下“门里重学家风好，家安文章笔生花”。墨汁沁入纸纹，香得醇厚踏实，这副春联贴在大门上，红得耀眼，黑得庄重，晨光洒下时，整个院子都亮堂起来，那墨香里，有父亲的骄傲，有家风的传承，更有沂蒙人家最生动的年味。

沂蒙的年味，藏在饭香里。进入腊月，村里的磨盘就没闲过，家家户户都要推磨摊煎饼，这是沂蒙春节的头等大事：提前备好晒干的玉米、小米，泡得软糯，再一勺勺添进磨盘，推磨的人脚步沉稳，磨杆转动间，细细的面浆缓缓流出，带着谷物的清香。妇女们围在鏊子旁，舀一勺面浆，手腕一转，面浆便均匀铺开，火候要拿捏得恰到好处，片刻工夫，一张薄如蝉翼、香软筋道的煎饼就揭了下来，叠得整整齐齐，装进干净的布袋里，要存下足够吃到过了正月十五的量，这是沂蒙人家“囤年粮”的老规矩，藏着日子的踏实与富足。

“做年豆腐”，是沂蒙人家必不可少的年俗，谐音“都富”，藏着全村人对来年富足安康的期盼。做豆腐的过程烦琐却隆重，每年这个时候，都是母亲大显身手的时候：把黄豆泡得发胀饱满，磨成细腻无渣的豆浆，倒进足够大的铁锅里，用柴火慢慢熬煮。这是一项技术活：火候要匀、柴火要旺，熬好的豆浆香气扑鼻，引得我和三哥围着灶台踮脚张望、直流口水。母亲总会特意多熬一会儿，让锅底结出一层薄薄的、微黄的豆腐锅巴，这是专属于我和三哥的“年俗小惊喜”：她小心翼翼地用锅铲沿着锅边轻轻铲起，那锅巴薄如蝉翼，边缘微微卷起，带着柴火慢烘出的焦黄色泽，还没入口，淡淡的焦香就混着醇厚的豆香钻进鼻腔。咬下去的瞬间，咔嚓一声脆响，酥而不碎，干爽不腻，舌尖先触到表层的微焦回甘，再嚼几口，豆浆的清甜便慢慢漫开来，带着柴火熏染的温润香气，嚼到最后，满口都是沂蒙乡土的纯粹滋味，连指尖都沾着淡淡的豆香，久久不散。

做好的热豆腐，配上母亲自制的蘸料便是天下的美味。母亲的蘸料都是亲手调制：提前将自家种的韭菜花洗净晾干、再配上院里种的红鲜椒，一起放进石臼里，细细磨成泥状，只加少许盐提味。这种蘸料，鲜辣中裹着韭菜花的清香，特别入味。每当这时，母亲总会安排我和三哥带一块热豆腐、一小碗蘸料，一路小跑地给东邻西舍的乡亲们送去。后来每当去看望年长的婶子大娘说起这些时，那些旧日的味道便会扑面而至。

沂蒙的年味，藏在“炸年货”里。从年三十的清晨开始，母亲和嫂子便围着灶台忙碌起来，院里架起沂蒙农家特有的大铁锅，倒进自家榨出的花生油，柴火点燃，油温慢慢升高，烟火气便漫过了小院。炸年货的品类都是沂蒙人家的心头好：切成块的散养土鸡裹上掺了玉米面的面糊，炸成金黄酥脆的“炸鸡块”，外焦里嫩、越嚼越香；还有沂蒙人独爱的炸耦合，用本地新鲜的韭菜、猪肉做馅，裹上面皮，炸至金黄，咬一口汁水四溢；豆腐切成小块炸至外皮焦脆，是孩子们最爱的零嘴；还有炸土豆条、炸丸子，一一入锅，滋滋作响的油花声，伴着食物的香气，飘得满村都是。乡亲们路过，总会停下脚步，笑着喊一声“炸年货啦”，主人家便会热情地递上一块刚炸好的年货，你尝一口、我品一下，邻里间的情谊，就在这香酥的滋味里愈发浓厚。而炒鸡，更是年夜饭的“压桌菜”，不用复杂调料，只凭本地土鸡的鲜香，搭配沂蒙山里的干辣椒、花椒，翻炒间，麻辣鲜香便漫了一屋，这是沂蒙人过年最实在的饭菜，是刻在心底的故乡味道。

当炸货的香味漫出灶房、飘遍全村的时候，院子角落的大铁锅也咕嘟咕嘟开了，锅里炖的是沂蒙腊月里最隆重的吃食：杀猪菜。“杀年猪”是山里腊月的大事，前一天邻里乡亲都会主动来帮忙，杀完猪，主人家必煮一大锅猪肉，配上自家腌的酸菜、泡的粉条和冻豆腐，招呼大伙热热闹闹吃顿“杀猪菜”，算是答谢。锅盖一掀，热气裹着肉香、酸菜的酸香猛一下涌出来，馋得人直咽口水。父亲用筷子夹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往小侄子的嘴里一塞，说：“这肉，就得炖得烂乎乎的，入口即化才叫香。”然后再夹了一块塞到我嘴里，果然肥不腻、瘦不柴，酸菜的酸爽解了肉的油腻，粉条吸饱了肉汤，滑溜溜的有劲道，一口下去，暖意从舌尖窜满全身，冬日的寒劲便四散开去。这一锅热腾腾的杀猪菜，炖的是肉香，更是邻里间的热乎情分。

年集

赶年集，是刻在沂蒙人骨血里的童年记忆。

从前的年集，多设在公社驻地的河滩上，逢五逢十开集。一进腊月，十里八乡的人都揣着积攒一年的盼头往集上赶，积雪被手推车碾出黑亮的辙印，蜿蜒着通向人声鼎沸的集市。远远地，牲畜的嘶鸣、商贩的吆喝，还有孩子们冻得通红的脸蛋上藏不住的嬉闹声，就先一步撞进耳朵里。那时的风里，总裹着冻硬的麦秸秆味，我跟在父亲身后，踩着他踩过的雪辙，口袋里揣着母亲烙的白面饼，咬一口，麦香混着集市的烟火气，便是童年最踏实的滋味。两公里长的集市上，多少个摊位挨挨挤挤铺成了河，红的春联、黄的炸货、绿的蔬菜、亮的柳编，顺着街面流淌开来，像一幅鲜活的民俗长卷，在阳光下蒸腾着热气，晃得人眼暖。

年集的魂，全浸在烟火气里。刚进集口，一股混杂着油香、面香、肉香的暖雾就裹了过来，直往鼻尖里钻。煎包摊的热油锅里，金黄的煎包滋滋冒泡，油星子跳着溅在青石板灶台上，摊主手腕一旋，铁铲轻巧地翻个面，焦脆的外皮泛着琥珀色的光，趁热咬开，滚烫的汤汁裹着肉香瞬间在舌尖炸开，鲜得人鼻尖发麻，忍不住直跺脚。旁边的全羊汤摊更热闹，大铁锅里的浓汤翻滚得奶白，老板手持长勺，舀起一勺羊杂，撒上翠绿的香菜，再浇一勺滚烫的羊油，香气“腾”地一下漫出几米远，勾得人直咽口水。

儿时赶年集，最盼的是那些藏在摊位间的小欢喜。鞭炮摊是男孩们的乐园，手工扎制的鞭炮盘成磨盘模样，雷子、二踢脚码得整整齐齐，摊主时不时点燃一串，噼啪声震得人耳尖发麻，硫磺的独特香气混着烟雾漫开来，呛得人直缩鼻子，却舍不得走开。三哥和我攥着父亲给的几毛钱，在摊位前踯躅许久：三哥想要能炸出响亮声响的小鞭，我想给自己挑几朵绒花。父亲从不催，就蹲在旁边的石墩上耐心地等我，口中呼出的热气混着集市的烟火气飘过来，绕在肩头。见我们拿不定主意，他便伸手拂去我鼻尖上的雪沫，轻声说：“都买上，钱够。”最终，三哥选了一盘小鞭，我挑了六朵红绒花，父亲接过绒花，仔细扎在我的发辫上。绒花红得耀眼，像燃着的小火苗，映亮了年味，也映亮了父亲含笑的眼眸。

沂蒙年集的独特，更在这烟火气里裹着的文化味。印象最深的是大集上编筐篮的摊位。艺人坐在小马扎上，手里一把精巧的小刀，手起刀落处、粗大的枝条便天女散花般落在手中，然后把刀刁在嘴里，纤细的柳条在他手中上下翻飞，不一会儿，一把把细条便变魔术似的变成了精巧的提篮、圆润的簸箕，令人赞叹不已。我常常坐在摊前，一坐就是半天，父亲见我眼馋得很，也会买些小的物件回来，让我高兴不已。更妙的是集市深处的露天戏台，锣鼓声一响，柳琴戏就开演了。“沂蒙的山，沂蒙的水，沂蒙的年集暖人心”，熟悉的唱腔穿过人潮，勾得乡亲们搬着小板凳早早赶来占座，听得入了迷，时不时跟着哼两句，巴掌拍得响亮，台上唱得更起劲。戏台旁，三弦书艺人的琴弦一拨动，醇厚的唱腔就漫了开来，唱的是沂蒙的老故事，混着集市的喧闹，成了最动人的年声。

赶年集的人，藏着最鲜活的人间百态，也藏着最热乎的人情。本地的乡亲们，挎着磨得发亮的竹篮，熟门熟路地在摊位间穿梭，对着卖年糕的摊主喊：“给俺称半斤软和的，俺娘牙口不好。”语气里满是熟稔地叮嘱。摊主应着“放心吧，这是今早刚蒸的”，称完后又多添上一小块，往竹篮里一放：“给老人尝尝鲜，过年好。”

日头渐高，集市上的人越来越密。红的春联、绿的蔬菜、香的美食、闹的戏台，还有人们脸上藏不住的笑容，交织成一幅热热闹闹的年景图。

前几日，我与7岁的外甥女也赶了一次年集，我牵着她的小手站在集市中央，她竟被糖人师傅的手艺勾住了脚步，踮着脚扒着摊位边，眼睛亮得像星星。我买了一只兔子形状的糖人，她便小心翼翼地举着，舍不得吃，走几步便忍不住伸出舌头舔一舔，糖霜沾在嘴角，像极了当年的我。那一刻忽然懂了，年集的热闹从不曾消散，只是从父亲牵着我的手，变成了我牵着孩子的手，把这份暖一代代传了下去。

临近散集，人们的竹篮都沉甸甸的，装满了年糕、花生、春联，也装满了对新年的期盼。夕阳西下，余晖洒在集市上，给摊位、人群都镀上了一层暖黄的光晕。柳编摊位的艺人收起工具，戏台的锣鼓声渐渐平息，但那烟火气还在：混着年糕的甜香、花生的香脆、人与人之间的笑语，像一层暖膜，轻轻裹着人心。我提着买好的年货，牵着孩子的手顺着人流往回走，身后的集市渐渐远去，可那股烟火气却像父亲当年的手，牢牢牵着我的乡愁，暖得扎实。

年夜饭

盼着盼着，除夕就到了。

一年365天，年夜饭却是沂蒙人一年最隆重的一顿饭。母亲说，桌上的每道菜都必须带着团圆的意思。炒鸡是必不可少的，选的是家里散养的笨鸡，剁成块用葱姜蒜爆炒，再搁上秘制酱料焖煮，鸡肉紧实有嚼头，汤汁浓得挂碗，配米饭能吃三大碗，更是意为“大吉大利”；鱼是必不可少的，或蒸或煮或炸，意为“年年有余”。后来日子好了，每年除夕的鸡和鱼都是双份，母亲说这叫“双鸡双鱼端上桌，日子越过越快活”；还有炸出来的各色年货，用水轻轻地炖了，放少许青菜、调料，便是吃不够的美味；还有一道“沂水丰糕”，用糯米粉、白糖、桂花做的，切成薄片蒸得软糯香甜，入口即化，是孩子们的最爱，意为“甜甜蜜蜜”……这些菜，没有山珍海味，却是母亲用最实在的食材做出来的，藏着最地道的沂蒙味，也藏着对家人团圆的重视。

天渐黑的时候，年夜饭便端上了桌：鸡、鱼、炖排骨、炒青菜，满满一桌子菜冒着热气，把每个人的脸都映得红扑扑的。父亲打开一坛封了许久的芝麻香白酒，给每人倒上一杯，杯沿一碰，叮的一声响：“这酒是咱用山里的泉水和芝麻酿的，喝着绵柔，盼着来年芝麻开花节节高。”我们围坐在桌前举杯喝酒，白酒滑过喉咙，带着淡淡的芝麻香，暖意便从胃里慢慢漫到全身。看着桌上热热闹闹的一家人，看着脸上藏不住的笑，现在忽然明白，年夜饭吃的从来不是山珍海味，是团圆的暖，是亲情的牵挂，更是刻在骨子里的幸福滋味呢。

年夜饭后，最热闹的莫过于包饺子。全家人围坐在八仙桌旁，分工有序：和面的揉出光滑的面团，调馅的拌匀鲜香的馅料，说说笑笑间，年味便在指尖流转。母亲包的饺子最是好看，指尖轻轻一捏，匀称的花边便跃然纸上，规整又精致。她总念叨着沂蒙人家的讲究：芹菜馅盼着全家勤快顺遂，白菜馅图个百财进门……每一种馅料里，都是对新年的美好祈愿。猪肉白菜馅是最受欢迎的。白菜是自家菜园收的，剁得细碎；猪肉是前腿肉，肥瘦相间，拌上香油、酱油和姜末，鲜香便顺着案板飘出来。“饺子要包得圆滚滚的，像元宝，吃了招财进宝。”每年，我总会坐在一旁看二嫂擀皮，面团在手里转着圈，擀成薄薄的圆片，托在手心，像托着一轮小月亮，二哥最是手巧，把饺子边捏得紧紧的，美其名曰“捏嘴饺子”，说这是要把一年的福气都捏在锅里，不让它跑了。母亲还会悄悄在几个饺子里包上硬币，谁能吃到，来年就有好福气。每当咬到硬币，牙被硌得生疼，我却会嗷一嗓子跳起来，举着饺子冲全家人嚷嚷，热气糊了满脸，暖烘烘的，那份欢喜，纯粹又热烈。母亲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拍着我的手背说：“这样好，来年咱家准有好运气！”。剩下的面团，被揉成圆润的椭圆，切成小块，便是沂蒙人说的“大元宝”，摆在案板上，盼着来年财源滚滚、日子富足。

守岁的夜晚，屋里的炉火正旺，把屋子烤得暖融融的。我们围坐在火炉旁，火塘里的煤块偶尔“噼啪”响一声，像是给年夜凑趣，烤炉里飘出缕缕地瓜、花生或玉米的香气，酒足饭饱的大家却不再抢着吃。父亲靠在椅背上，给全家讲一年的经历，讲村里以前的过往，讲明年的打算。炉边的小桌上，摆着母亲做的蜜三刀和炸三样，蜜三刀裹着一层晶莹的糖浆，咬一口甜糯绵软，蜜香满嘴；用面做成的炸三样金黄酥脆，越嚼越香。“现在年味一年比一年淡了，但那份热闹劲还装在心里。”说着，父亲从墙角拿起一个竹制灯笼，点亮里面的蜡烛，暖黄的光在墙上晃。“这灯笼是你爷爷传下来的，每年过年都挂，照得家里亮堂堂的。”沂蒙人守岁讲究“灯火通明”，屋里屋外的灯都要亮一整夜，说能驱邪避灾，盼着来年日子红红火火。午夜时分，窗外的鞭炮声炸得最响，噼里啪啦的震耳欲聋，火光把夜空照得像白天，旧年的累和烦，都被这炮仗声炸没了。

而此刻，我竟然想起了人生第一次年夜饭中的“白米饭”来。

沂蒙的大年三十的饭桌上总少不了一碗“干饭”。我的故乡深藏在沂蒙山区的腹地，蒙阴县东北部的岱崮镇。这里的崮群拔地而起，像是大地挺起的脊梁，也因这独树一帜的“岱崮地貌”闻名遐迩。山岭上的土薄得能看见底下的石头，养得出饱满的地瓜、金黄的玉米，却难育出丰饶的小米。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小米金贵得像细沙里的金子，多半要留给坐月子的亲戚补身子，或是煮成绵软的茶汤面，端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补养身体。寻常日子里，农家的饭桌上难寻小米干饭的踪影，只有年三十晚饭时，全家人才能围坐在炕桌边，敞开肚皮，把一碗碗金黄的小米干饭吃出年味来。

小时候的小米干饭，唤作“捞饭”，是心灵手巧的母亲的拿手绝活。小米淘洗干净，下到滚沸的铁锅里，水花翻涌着，米粒在水里打着转。待水再次沸得欢愉地唱起小曲时，母亲便手持长长的铁勺，一下下将清亮的米汤舀出来。这舀汤的力道和分寸大有讲究：舀早了，米芯还硬邦邦的，煮出来的饭粒黏成一团，吃着夹生；舀晚了，锅里的米汤耗干，锅底便结起一层焦黑的锅巴，带着一股子呛人的煳味，难以下咽。母亲的手却像是有魔力，总能将火候拿捏得恰到好处。她站在灶台边，围裙上沾着星星点点的面粉，手腕轻轻一转，米汤便顺着勺沿流进盆里。煮出的干饭粒粒分明，软硬适中，嚼在嘴里，满是小米的醇厚香气。那一碗金黄的干饭，是年夜饭前最亮眼的期待，也是全家人从放下碗筷那一刻起，便开始翘首盼望来年的念想。

从小嘴刁的我，在别人眼里的美味，在我却总觉得粒粒硬挺，吃起来干涩难咽。父亲总笑着说我是“地主家的闺女”，母亲心疼我，每次做捞饭，总会捞完后再特意把灶火调大些，让锅底结起一层薄薄的锅巴。那锅巴金黄金黄的，边缘微微卷起，用手一掰，咔嚓一声脆响，焦香的滋味能让我嚼着香上好些天。

我人生中第一口大米饭的滋味，是大哥带来的，是大哥到县城工作后的第二个春节。

20世纪70年代的乡村，闭塞得像一口深井，泥路蜿蜒着伸向山外，日子过得缓慢又单调。大哥是村里第一个跳出农门、进城工作的人。他就像一缕穿堂而过的清风，给沉寂的家打开了一扇望向外界的窗。我们家成了全村第一个有收音机、电视机、缝纫机和摩托车的人家。每当暮色降临，邻居们都挤在我家的堂屋里，盯着黑白电视屏幕，啧啧称奇。母亲也成了村里第一个穿呢绒丝袜、剪齐耳短发、揣着手机的“新潮妇女”。她穿着丝袜、方口的布鞋走在集市上，惹得大街上的大姑娘、小媳妇都眼馋不已。而我和二哥、三哥，后来竟都循着书本的阶梯，成了全村少有的、靠读书走出大山的农家孩子。

那年的腊月二十九，天寒地冻，铅灰色的天空飘着细碎的雪粒。从村里到县城的班车，一天只有一趟，清晨七点往县城去，傍晚七点才晃悠悠地返回镇上。大哥下车后，还要踏着积雪走几里山路，才能到家。暮色四合时，院门外传来咯吱咯吱的脚步声，伴着粗重的喘息。我们迎出去，只见大哥满身是雪，眉毛上凝着白霜，睫毛上挂着细碎的冰晶，活脱脱像个雪人。他的解放鞋湿透了，裤脚冻得硬邦邦的，顾不上拍打身上的雪沫，急忙卸下肩头的编织袋。那袋子被塞得鼓鼓囊囊，在雪地里坠出一个浅浅的坑。大哥咧开嘴笑着说：“今年过年，咱家蒸大米饭吃，香着哩！”

袋子被打开的那一刻，满室都像是亮了几分。那些雪白的米粒，圆润饱满，躺在袋底，像一颗颗细碎的珍珠，泛着温润的光泽。我们兄妹几个围在旁边，小脑袋挤在一起，眼睛瞪得溜圆，七嘴八舌地追问：“大哥大哥，这米啥味儿？是大枣的甜吗？还是烤土豆的香？”大哥笑而不语，伸手摸了摸我的头，掌心的温度透过发丝传过来，只说：“等明儿蒸好了，你们尝尝就知道了。”

那个夜晚，竟漫长得像一整个冬天。我躺在床上，耳边是窗外的风雪声，呼呼地刮着窗棂。心里却揣着一团火，翻来覆去地猜想着大米饭的滋味。雪光透过窗纸映进来，在床上投下一片朦胧的白，我数着墙上的挂钟，嘀嗒嘀嗒的声响，像是把时间拉得无限长。

年三十的清晨，天刚蒙蒙亮，窗外的雪还在下着。母亲和大哥就钻进了厨房。我像个小尾巴，寸步不离地跟在身后，非要看看这金贵的大米饭，到底是怎么蒸出来的。母亲从瓦罐里舀出几勺小米，掺进雪白的大米里，两种米粒混在一起，黄白相间，煞是好看。淘洗干净后，连米带水倒进家里最大的那口大铁锅里。我急忙添柴，柴火在灶膛里噼啪作响，橘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映得我们三人的脸红彤彤的。锅里的水渐渐沸腾，乳白色的米汤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泛起细密的水花。母亲手持大勺，动作麻利地将米汤舀进旁边的大盆里，大哥在一旁帮着添柴、控火，两人时不时商量着，郑重而小心。

直到锅里的米汤再也舀不出一滴，母亲才让大哥把灶火压得小了又小。细小的火苗舔着锅底，厨房里的雾气越来越浓，氤氲着水汽，模糊了两人的身影。一缕缕清浅的米香，悄悄从锅盖缝里钻出来，先是淡淡的，而后越来越浓，漫过灶台，漫过门槛，飘满了整个院子。

大哥掀开锅盖的那一刻，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浓郁的米香扑面而来，那香气里，有小米的醇厚，更有大米的清甜，两种香气缠缠绵绵地交织在一起，钻进鼻腔，沁人心脾。雪白的大米粒吸饱了水汽，变得饱满软糯，像是一颗颗温润的玉珠。金黄的小米粒嵌在其中，像撒了一把碎金。阳光透过厨房的窗棂照进来，落在米饭上，泛着诱人的光泽。

米饭刚出锅，母亲便用粗瓷碗匀出一碗又碗，让我和三哥挨家挨户地送给邻里。天寒地冻，北风刮得人脸颊生疼。我们小心翼翼地端着温热的米饭，脚步匆匆地穿梭在村里的小巷里。推开一扇扇柴门，递上一碗碗喷香的米饭，婶婶叔叔们的脸上，瞬间绽开了惊喜的笑容。他们忙不迭地拉着我们的手，往我们兜里塞花生、塞糖块，嘴里念叨着：“这米饭，真香啊！”

那个春节，半个村子的人，都尝到了人生中第一口大米饭。那碗米饭的味道，我记了一辈子：既有小米的筋道，又有大米的绵软；既有粮食本身的清香，更裹着浓浓的亲情与乡情。岁月流转，许多往事都已模糊，唯有那碗米饭的香气，和那个雪天里的温情，在记忆里沉淀得愈发醇厚，历久弥新。

拜年

沂蒙人拜年，从来都有板有眼，老辈人流传下来的规矩，一辈辈传得清清楚楚：“初一拜本家，初二拜丈母，初三初四拜姑舅”，一字一句，都是沂蒙人家的礼道，半点不能乱。拜年的次序也是清楚明白：先拜族中辈分最高的长辈，再拜本家亲人，晚辈给长辈磕头问安，长辈给晚辈发压岁钱，每一声问候都透着真心，每一个动作都藏着敬重。

“过年好！”大年初一的清晨，天还蒙蒙亮，东方还泛着淡淡的鱼肚白，村里就被细碎的脚步声、清脆的问候声唤醒了。孩子们是最盼拜年的，天不亮就被父母轻轻摇醒，穿上盼了一整年的新衣裳：有的是母亲亲手缝的粗布棉袄，有的是集市上买的花布褂子做成的罩衣，个个穿得板板正正、喜气洋洋。手里提着还泛着微光的纸灯笼，灯笼上印着“福”字，被晨风吹得轻轻晃动，孩子们攥着灯笼的小手暖暖的，跟在大人们身后，踩着薄薄的霜雪，挨家挨户串门拜年。

族中辈分高的老人，早已穿着崭新的棉衣，端坐在堂屋的正位上，脸上堆着慈祥的笑，身旁的八仙桌上，摆着花生、瓜子、糖果，还有自家蒸的枣山馍，都是给晚辈们准备的。辈分低的乡亲，领着一家老小进门，二话不说就领着孩子跪下磕头，嘴里高声念着：“爷，俺全家给您拜年了，祝您老人家福寿绵长、身子硬朗！”边磕头，边轻轻扯扯身边的孩子，孩子也格外长脸，仰着红扑扑的脸蛋，甜甜地喊着：“老爷爷，过年好！”那声音脆生生的，像山涧的泉水，淌进老人的心里。老人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连忙伸手去扶：“快起来，快起来，都是好孩子！”说着，就往孩子们手里塞果糖、递花生，指尖的温度，透过糖果传到孩子掌心，暖得人心头发热。

这样的拜年，从初一清晨一直持续到日暮，从村东头到村西头，家家户户不能遗漏。每一家都不会久留，寒暄几句、拜完年，便匆匆起身，因为门外还有等着拜年的乡亲，还有许多长辈需要登门问候。走在街巷上，随处可见提着灯笼、说说笑笑的拜年队伍，红春联映着晨光，拜年声裹着烟火气，整个山庄都浸在浓浓的年意里，热闹又温暖。

到了初二，便是沂蒙人说的“回门日”，这是刚结婚的新媳妇最隆重的一天。新媳妇要带着新姑爷回娘家，礼俗半点不能含糊，必须备足“六色礼”：一刀新鲜的猪肉、两瓶自家酿的米酒、四斤细白的面条、十斤松软的馒头，还有两包红糖、一把粉条，每一样都透着实在，藏着对娘家的敬重。娘家早已张灯结彩，提前做好了满满一桌子佳肴，还特意请了村里最有威望的长辈来作陪，把新姑爷让到饭桌最尊贵的主位上，倒上滚烫的米酒，说着家常、道着祝福，这顿饭，要热热闹闹吃到日落西山，娘家人才肯恋恋不舍地送新媳妇和新姑爷回家。

从初三开始，拜年的脚步便走向了七姑八姨，家家户户你来我往，热闹非凡。往往是客人刚踏进家大门，母亲就忙着招呼入座、端茶递水，一边安排父亲陪着客人喝几杯米酒，一边叮嘱二哥，提着客人带来的礼品，原封不动地赶往舅舅家。等二哥手里提着“押回来”的礼品从舅舅家回来时，客人们也差不多吃得酒足饭饱，随后便提着这些辗转的礼品，赶往下一家亲戚。直到正月十五，这年才算正式走完。到最后，谁也说不清谁家的礼品传到了谁家，可这份周而复始的往来，藏着的不是礼品的贵重，而是沂蒙人最淳朴的亲情与乡情。

元宵节

“正月十五捏面灯，一年到头不受穷”。捏面灯，是沂蒙元宵节最具烟火气，也最具代表性的习俗。

“豆面掺白面，灯亮福运添”。忙活完春节期间的走亲访友，从正月初十起，母亲便又会在厨房里忙活起来。这时，最大的工程当属做面灯了。母亲则会把掺了豆面的小麦面，放在宽大的面板上反复揉搓，直到软硬适中后，再放到面盆里醒一会儿，母亲说，这样捏出来的面灯才筋道、不易变形。醒好的面团，在母亲的手里仿佛有了生命，揉一揉、搓一搓，再用一把梳子、一把剪刀、一根竹片、一枚硬币，就可以制作成想要的灯的样子了。最常见的，是十二生肖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而最受欢迎的，莫过于龙灯。母亲将长长的面揉得粗细均匀，调整好头部，一圈圈盘起来，用剪刀顺着一个方向剪出龙身的鳞片，再在龙头两侧各按一粒黑豆、龙嘴里塞一块红纸，一个栩栩如生的面龙灯便制成了。

面鱼灯也是必不可少的，是母亲“年年有余”的期许。记忆中母亲捏的鱼灯，一定有一个圆润饱满的肚子，嘴里或塞上一小块红纸或一枚硬币，可爱极了。

捏面灯时，也是我们最闹腾的时候：我们会围在母亲身边，边摸边嚷着要这要那，母亲则会笑着拍开我们的小手，“慢点慢点，捏坏了就没福气啦”，语气里是满满的宠溺。有时候，母亲也会给一小块面，让我们自己把玩，如获至宝的我们便弄得满头满脸满身的面粉，引来一片笑声。

捏好的面灯，要放在案板上晾干片刻，然后才能上锅蒸熟。蒸面灯的火候，也大有讲究：火不能太旺，也不能太弱，旺了会把面灯蒸糊，弱了则蒸不熟，口感不佳。蒸好的面灯，放凉之后，就要装灯芯、倒香油了。灯芯是用棉花絮捻成的，细细软软的，放进面灯顶部预留的凹槽里，再倒上少许香油或者花生油，一盏面灯就算是真正做好了。有时候，母亲还会在面灯里滴几滴酱油，让灯芯燃烧时，能发出淡淡的红光，更添几分喜庆与吉祥。

“萝卜刻灯，照亮前程”。除了面灯，沂蒙的元宵节还有萝卜灯的身影。萝卜灯的制作，比面灯更为简便。这是二哥的强项，每次他都会选用个头饱满、形状好看的白萝卜或者胡萝卜，用刀切成小段，挖去中间的果肉，留下薄薄的灯壁，再在灯壁上刻上简单的花纹，比如圆形、方形，或者小小的福字，没有繁复的雕琢，却透着最本真的美好。然后装上灯芯，倒上香油，一盏萝卜灯便大功告成了。

做好了的面灯和萝卜灯，静等着正月十五夜幕降临时隆重的“送灯”仪式。

鞭炮是送灯的前奏，送灯也有固定的顺序。灶王爷是一家之主，掌管着家庭的饮食起居与福运兴衰，灶火是家的根基，是烟火气的源头，自然要放在最前头。这时，母亲总会选一个最大最亮的面灯放在灶台上，嘴里念叨着“灶王爷，保平安，一年四季吃饱饭”，祈求灶王爷保佑一家人，三餐温饱，平安顺遂。送完灶王爷，再依次送堂屋、卧室、天井、户外，每一个地方，都要放上一盏灯，不能遗漏，这是对“家”的全方位守护，也是对生活的无限热爱。

送灯的队伍，大多是家族里最有威望的男性牵头，孩子们可以帮着送一些不太重要位置的灯，却始终谨记着母亲的叮嘱：“要恭恭敬敬，心诚则灵。”虽然不懂，但看到母亲郑重的表情，便都紧闭着嘴巴，跟着大人一手托着灯，一手做成环状，小心翼翼，恭恭敬敬，直到把灯稳稳地放在指定的位置，看着灯火稳稳地燃烧，心里才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欣喜与踏实。

更隆重的，是去给祖坟送灯。夜幕降临，父亲领着一家老小带着一盏盏面灯，踏着夜色来到祖坟前，小心翼翼地清理掉坟头的杂草，然后把面灯稳稳地放在供桌前。灯火摇曳，映照着坟头的青草，也映照着家人肃穆的脸庞，这时父亲多半会说些请祖宗庇佑之类的话，庄重而虔诚，空气中弥漫着思念与敬畏，此时抬眼四望，黑幽幽的夜色里，几乎每处山坳都会有灯火如星光般闪闪亮亮。

送完灯回到家里，整个屋子都被灯火照亮：墙角、门后、桌上、窗台，甚至是床底。此时，大人们围坐在灯火旁聊着家常，说着来年的打算，脸上满是憧憬与期盼；孩子们则拿着自己心爱的小面灯，在屋里跑来跑去，嬉笑打闹，手里的面灯，照亮了一张张纯真的脸庞，也照亮了一个个美好的童年。我和岁数相邻的小哥则会拿着点燃的面灯，在自己全身上下烘烤，一边烘烤，一边念着流传甚广的童谣：“烤烤眼睛眼不花，烤烤耳朵耳不聋，烤烤手不冻手，烤烤脚不冻脚”，那些场面即使过去了半个世纪，依然清晰可见。

正月十五的夜幕，刚刚降临，村里就开始有了烟火的身影。孩子们拿着摔炮，一个个扔在地上，“啪、啪、啪”的声音，清脆悦耳，回荡在巷陌间，孩子们笑着、跑着，追逐着烟火的声响，脸上满是纯粹的快乐，那快乐，简单而热烈。

除了摔炮，拉花也是孩子们的最爱。孩子们拿着拉花，用手轻轻一拉，“嗤啦”一声，拉花就会喷出五颜六色的火花，在空中绽放出好看的模样，孩子们拿着拉花，在巷陌间穿梭，挥舞着手中的火花，像是一个个小小的精灵，热闹而喜庆。大一些的孩子，则更喜欢“冲天炮”“烟花弹”那样更热闹、更壮观的烟火，他们小心翼翼地点燃引线，然后迅速扔向空中，“嗖”的一声，冲天炮就会直冲云霄，然后“砰”的一声炸开，绽放出璀璨的光芒，照亮整个夜空，紧接着，又有几枚冲天炮接连升空，炸开的光芒，五颜六色，绚烂夺目，像是夜空里的彩虹，又像是漫天的星辰，格外壮观。

最热闹的，莫过于点燃烟花弹的时候。大人们把烟花弹放在地上，小心翼翼地点燃引线，然后迅速后退，只见烟花弹“嗖”的一声，直冲云霄，到达一定高度后，“砰”的一声炸开，无数的火花，从空中散落下来，五颜六色，绚烂夺目，有的像盛开的花朵，有的像漫天的星雨，有的像飞舞的蝴蝶，照亮了沂蒙的夜空，也照亮了仰望着的每一张脸庞。

除了这些，沂蒙的元宵之夜，还有一项充满童趣的习俗，就是“撂刷帚头”，这算得上是沂蒙人独有的“烟火乐趣”。大孩子们早早地便来到离家最近的麦田里，将收集到的刷锅用坏了的刷帚、用秸秆等做成的锅盖、盖顶点燃之后，高高地抛向空中，刷帚、锅盖等如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火球，发出耀眼的火光，一道道火光伴随着孩子们的惊呼，在半空中升起、降落，时隐时现，格外壮观。大孩子们一边扔，一边唱着专用的童谣：“刷帚头，撂得高；骑白马，带小刀；小刀快，切白菜；白菜白，拌凉菜；凉菜香，敬爹娘”，歌声里，满是无忧无虑的快乐。

夜幕渐深，烟火渐渐平息，直至半夜，山村便慢慢安静了下来。空气中，依旧弥漫着元宵的香甜、烟火的气息，还有乡亲们梦里的笑声。

沂蒙的年，便在这元宵的灯火与烟火里，缓缓落下帷幕。可那些藏在腊月风尘里的忙碌，年集上的烟火与温情，年夜饭里的团圆滋味，拜年路上的礼道与牵挂，还有元宵灯盏里的祈愿与欢喜，从未随岁月淡去。它们化作一缕缕温暖的乡愁，揉进沂蒙人的骨血，代代相传。无论走出故乡多远、多久，那一方山水里的年俗，永远是刻在心底的故乡模样，是人间最质朴的温暖，更是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在时光里静静流淌，岁岁年年，从未缺席。

《沂蒙年味》发表于《人民日报》《大地》2026.1.24

《记忆中的元宵节》发表于《光明日报》2026.2.27

《散文海外版》2026.5转载

作者简介：

张岚，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作协主席团委员、山东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主任，临沂作协主席，沂蒙文化名家，临沂大学特聘教授。作品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文学》《散文海外版》《品读家乡》以及中小学生读物等，主编《沂蒙作家作品年选》《沂蒙乡愁》等作品集。获百花散文奖、冰心散文奖、山东文学奖、齐鲁文学奖、沂蒙文艺奖、沂蒙社科奖等50余个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