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以来，一场突如其来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人们平静而安宁的生活，在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周围弥漫着一层厚厚的阴影，旅居海外的华夏儿女的回国之路变得尤其漫长与艰难。受疫情防控措施的限制，航空线路和航班稀少带来的机票价格上涨至原来的5倍甚至更高、居住在有直飞航班的国家或地区的人们不得乘坐转机航班回国、入境后根据目的地不同分别接受至少3至5周不等的隔离，以及途中不可预测的风险等等，每一项都让旅居海外同胞的回乡计划三思而后行。然而，中华美德百善孝为先，我因家乡有年迈多病的耄耋老人，不得不回乡看望。
一、登机前的复杂准备
根据国内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2020年11月27日，中国驻丹麦大使馆发布了紧急更新通知，自12月1日起，所有搭乘航班赴华的旅客，必须提前通过防疫健康码国际版小程序或登录网站，在线申报个人情况并上传双阴性证明，在线申领HS码或HDC码。乘客必须持有效的HS码或HDC码、本人双阴性结果纸质证明，经航空公司查验后才可登机。其中的双阴性证明，是指经大使馆认定的丹麦权威机构在登机前48小时内采样的核酸（PCR）检测和血清（IgM）检测，并结果显示阴性的证明。
目前，每周从丹麦哥本哈根直飞中国的只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周一飞往北京的航班和北欧航空公司（SAS）周二飞往上海的航班。在疫情期间，像英国等许多国家没有直飞中国的航班，同胞们如要回国，必须寻求其它国家或地区转机。由于我购买的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11月8日（星期一）晚上的机票，登机前48小时内采样检测血清的价格便宜的一般权威机构周日不上班，当天早上去检测又怕时间过于匆促，难以在预定时间获得检测结果，很可能影响行程，从而放弃免费机构的核酸检测，干脆将核酸和血清两项检测都选择在机场医务室（Airport Doctor）进行。这样，在正常情况下要至少比登记时间提前6小时抵达机场。由于接种疫苗后的人员可能性产生的抗体引起血清（IgM）检测呈阳性，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还得加一项N蛋白检测，并获得阴性结果证明，才能顺利申请到健康绿码。于是，我在11月8日上午就尽早的出发，比登机时间提早了8个多小时抵达哥本哈根机场。在机场医务室支付了3000丹麦克朗（相当于人民币）通过医生采样后，等待两个小时顺利获得双阴性证明，免去了N蛋白的检测，与少数因接种疫苗产生抗体使血清检测呈阳性的旅客相比节省了1200克朗的检测费，更是省出了2小时的时间。这样有了更加充足的时间来办理后续手续，登录网站或通过微信防疫健康码国际版小程序，填写表格中的各项内容，并将护照身份页、双阴性证明、丹麦医生卡、最后一次接种疫苗的证明和机票行程等拍照上传，申请绿码。递交申请后，查看申请的健康码时显示黄色，等待大使馆通过审核各项内容，获得批准后，健康码变为绿色，这时才能去柜台办理登机牌。当柜台开始办理登机牌手续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提醒各位旅客提前准备护照，打开手机动态健康绿码。办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行李托运和登机牌手续的只开一个柜台，因为排队等候的从哥本哈根上机的旅客仅仅三五十个。
由于疫情肆虐以来绝大多数航线和航班暂停运营，哥本哈根机场绝大多数的航空公司柜台处于关闭状态，整个机场空空荡荡，门庭冷落，旅客稀少，与曾经熙熙攘攘，人山人海,一片繁华的景象相比，显得极度的凄凉和萧条。由于丹麦政府宣布，从2021年9月10日起全面取消所有防疫限制，引发新冠肺炎疫情全面快速反弹后，新的防疫措施尚未依法出台，机场中除了免税商店里有两位华人营业员外，其它各个岗位上的工作人员都没有佩戴口罩，而离开机场海关后的几乎所有旅客都自觉不自觉的佩戴口罩。我因出发前一天，一位考虑细致的同事送我一个N95口罩，就在通过海关安检之前，把它戴在了普通口罩的里面，形成双重保护。到了边防检查护照的窗口，我还跟边防警察开了一个玩笑说：“几乎所有旅客佩戴口罩，而您们为什么不戴口罩？”她的回答干脆而简单：“窗口的玻璃已经隔开了我与旅客的接触。”我再加一句：“如果有不戴口罩的新冠病毒感染者经过这里，整个大厅的空气中都有带病毒的可能，仅凭一片下方还开着口子的玻璃是确保不了安全的。”然后我们双方都一笑置之，我则快速离开。
当我到达候机大厅外走廊的时候，一幅出乎意料之外的场景突然展现在我的眼前。C33号候机大厅门口的左右两侧各排着一支长长的队伍，而且一群又一群身着防护服、口罩、护目镜全副武装的旅客沿着队伍旁边向我这边迎面而来。我一时纳闷，在航站楼排队托运行李柜台，发现等待从哥本哈根出发，直飞北京的旅客仅仅三五十个，而呈现在我眼前的候机室外走廊上的旅客有两三百人，更为惊讶的是大量的旅客从我的对面逆向而来，然后一个个排在我后方的队伍中。我在排队时观察许久并通过询问才知道，他们是从英国或其他国家过来在哥本哈根转机的旅客，而且在转机时，不允许像疫情暴发以前那样，直接进入航站楼的转机大厅，而是被临时安排在即将登机前候机室附近的某一暂时不用于登机的候机室里，与我相对面的另一支队伍太长，空间不够容纳，从而转到我这边的队伍中。当旅客进入C33候机室门口时，专由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把关，查验大家的护照和登机牌，而不是像正常情况下由丹麦人负责查验，特别提醒大家要收回预先打印的核酸和血清检测双阴性纸质证明，如果是接种疫苗后血清抗体呈阳性的旅客，还要提供N蛋白阴性纸质证明。通过查验后，旅客不许在C33候机室内停留，而是经过候机室右侧的通道直接登机，整个候机室的座位上空无一人，这便是大量旅客在候机室外走廊上排成两支长队的主要原因。
二、异常宁静的客舱
登上飞机，找到自己的座位落座后不难发现，机舱内的机组人员大约是疫情前正常情况的3至4倍，而且全部穿戴口罩、护目镜、防护面罩、手套和防护服的全副武装人员。当所有乘客入座后，首先听到机舱广播以乘务长名义播放的一段常规注意事项，紧接着听到一段以机组安全组长名义播放的注意事项和安全提示，特别提醒各位乘客就座后不要随意走动，尽量减少上洗手间的次数，同时说明减少分餐次数和免去分发饮品，以减少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原计划20:45时起飞的飞机延误了75分钟，到22:00时才起飞，当飞机上升到正常飞行高度，大约一小时后，乘务员向各位乘客一次性分发两盒干粮和一个可以全封闭的塑料垃圾袋，要求大家在下飞机前将各自的垃圾装进塑料袋并封闭到位。餐盒内各放着一块大面包，以及一小包饼干和一小包薯片之类的零食，而不是正常情况下的盒饭和饮品。得到干粮后，我周围大约一半的乘客摘下口罩，十分紧张地咬了几口干面包，就戴上口罩。然后从飞机飞行过程，到分批次下飞机，扫码申请健康码，排队办理入关生物检疫（测量体温和核酸检测等），办理海关入境手续，一直到坐巴士到达酒店，大家一路上不吃不喝，甚至沉默不语。坐在我左右和前排的乘客都是从英国出发，经哥本哈根转机的。他们在英国做了核酸和血清检测，获得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的健康绿码，到达哥本哈根机场后重新做核酸和血清检测，再次申报并获得中国驻丹麦大使馆审核批准的健康绿码。我右侧是一位来自武汉，去英国探望在那里工作的妻子和读书的孩子后，正返回武汉工作的中年男子，他生怕乘坐当天上午的飞机太匆忙，而是选择乘坐11月7日的飞机从伦敦来到哥本哈根，就在航站楼边防以外的平常用于候机的某一大厅里度过了一夜，并办理双阴性检测，申报健康绿码。他说在哥本哈根机场近30小时的煎熬等待中，在候机室附近的小西餐厅先后用了两餐饭，上飞机后当然不吃不喝。每个座位前方的物品袋里存放着3瓶各500毫升的矿泉水，但只有极少数人打开其中的一瓶喝了几口。我在出发前一天，经朋友提醒，准备了一条长长的软面包，切成6块放在一个塑料袋里提在手上，先后在办理行李托运前和出海关前共吃了3块，将胃里填得满满的，并在机场出关后的食品店购买了一瓶矿泉水，分两次喝下，从而保持在飞机上的近10个小时和后续闭环转运的5个多小时里，做到全程不吃不喝。
我因向办理登机牌的柜台工作人员提了要求，获得的是倒数第五排的座位，也就是安排乘客就座的最后一排，因为后面4排是留着供机组人员休息的。我在座位上一眼望去，整个客舱几乎是爆满的，后来听北京机场的工作人员说，这航班上有近300名乘客。客舱里所有乘客坐在各自的座位上安安静静，除了乘务员一次性的发放干粮和医务人员先后两次为乘客测量体温外，没有人在客舱内走动，到飞机临近下降时才看到有极少数乘客上洗手间。更为好奇的是，飞机上的乘客多数为年轻侨胞或留学生，竟然看不到有人打开座位前的电子娱乐设备，就连打开电子设备观看飞机航线地图的人也寥寥无几。几乎爆满的客舱显得格外的宁静祥和，也许有的乘客正在平心静气地享受着旅程中的乐趣，也许有的乘客虽对回乡之路充满希望，可此时此刻那沉甸甸的心情溢于言表，更为重要是为了安全大家都严守规矩，时时刻刻警惕着周围的每一位乘客。
飞机上我只看到两个跟随中国人情侣同行的白皮肤外国人，大约98%以上的乘客是中国同胞。因为在这疫情非常严峻的特殊时期，持外国护照并没有中国居留证件的外籍人士几乎不可能获得中国驻外使领馆的赴华签证。
三、漫长的隔离观察
北京时间11月9日13时15分左右，飞机缓缓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按照机舱广播里播放的指令，分4批次先后下飞机。然后在穿戴口罩、护目镜、防护面罩、手套和防护服全副武装的海关工作人员指导下，分批就座在用于国际出发的候机大厅里，用手机扫描一个二维码，在线详细填写个人防疫信息（包括目的地的详细地址和紧急联系人的联系电话），递交后获得一个24小时有效的《中国海关入境健康申报码》。接着，在一批海关工作人员面前，马首是瞻，一个一个慢慢地经过一道用木板和塑料板搭建而成的疑似“九曲十八弯”的临时通道，逐个进行生物检疫，而后经过临时搭建通道到达入境大厅，排队办理入关手续后，再经过一条长长的临时搭建通道后下了两层手护电梯，便见机场工作人员早已把我们的托运行李送到了一个小厅里，有序地排列着，而不是像往常一样到行李提取大厅提取行李。我们推着自己的行李走出一道小门，便是等待在航站楼地下停车场的机场大巴。上了大巴后，机场工作人员上车清点人数，填写运输单，然后在大巴的门上贴上封条。也许是等待核酸检测的结果，我们在大巴上静静地等待了一个多小时才出发，期间除了一位大约3岁的小孩因为饥饿断断续续的发出哭闹声外，再也听不到其他人的不耐烦或抱怨声。
机场大巴在警车开道和压轴下，慢慢的行使1个多小时，把我们送到了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的运河苑酒店。汽车进入酒店大门后，酒店工作人员先是撕掉巴士大门的封条，接着上车清点人数，然后在运输单上签字，表示如数接收了旅客。在工作人员的指挥下，我们推着经过统一消毒的行李办理入住手续。每天的酒店居住费用是400元，餐费100元，北京市政府为我们承担7天的费用，个人承担14天的费用，共7000元，另加核酸检测的材料费。
按照北京市的疫情防控政策规定，我们要在这里接受至少21天的集中医学观察。在隔离期间每天上午10点左右，医生经过每个房间门口，逐个敲门测量体温，下午15时左右，医生打电话要求汇报自己测量的体温数据。隔离过程中按原计划先后接受6次核酸检测，最后一次核酸检测时间是满21天的时候。也就是说，11月9日19时入住酒店，到11月30日晚上作最后一次核酸检测，如果本组整批人员没有发现核酸阳性，12月1日上午9时可以离开酒店，这样我们实际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时间为21天半（共22个夜晚）。
酒店的住房是一人一房，一对带着两个小孩的夫妇说他们持有结婚证，要求酒店安排套房，可是酒店人员回答，没有普通套房，只有两套价格昂贵的总统套房。于是夫妻双方各携带一个小孩分住两个标准房间。酒店工作人员将每天的三餐送到各个房间门口侧面的小台上，并逐个敲门提醒“饭已到”。房间内的隔离人员除了取饭、丢垃圾、测体温、核酸采样外，不得打开房门，绝不允许离开房间到走廊上走动，否则隔离观察时间重新从零开始计算。每天16时左右，工作人员到走廊上喷洒消毒液。
11月13日，我从网络新闻中得知，11月9日从哥本哈根起飞抵达上海的北欧航空公司航班上，发现一名11月8日从立陶宛出发经哥本哈根转机，10日抵达上海的旅客出现核酸阳性，并于13日被确诊为新冠病例。当时期盼着我们乘坐的11月8日哥本哈根飞北京的航班上千万别出现确诊病例。然而，最不愿意看到的状况还是发生了。11月17日上午10点左右，被医务人员告知，我们同一航班客舱前部有一位乘客被检测出核酸阳性，我们同住运河苑酒店的这一组要增加2次个人核酸检测和6次环境核酸检测。接着穿戴防疫全副武装的医务人员先后从我两个鼻孔采样，再进入房间，先后在门的扳手、电灯开关、水龙头开关、电话机听筒、电视遥控器、椅子靠背等用具上进行环境采样。当天下午15点左右，医务人员进来再一次重复采样检测。依照防控政策，被检测出核酸阳性的旅客立即被转移到指定医院隔离观察，曾就座在其飞机客舱前后三排的乘客和机场大巴前后三排的乘客全部列入重点观察对象。11月19日，我从新闻中得知，那是一名11月7日从塞尔维亚出发经丹麦转机，11月9日与我们同机抵达北京的同胞。幸运的是，我们同住运河苑酒店的这一组因为飞机上的座位在客舱最后部位，避开了与那位确诊病例前后三排的联系，从而免去了必须进行重点观察的要求。
我心平气和地呆在一个20余平方米的房间里，虽然时间漫长，但并未感到无聊乏味，因为不但有39个电视频道的电视剧可以尽情选看，而且常常以眼看鼻、鼻看心的方式调理着自己受长期的疫情影响而沉淀在心的五味杂陈，以求怡性养神。然而，并非所有小伙伴都尽如人意。住在我隔壁房间的是一位从罗马尼亚出发经哥本哈根转机，同机抵达北京的年轻男子。11月16日零时左右，我刚刚入睡就被他的大声哭叫吵醒。零时30分左右，我向他的房间拨打了电话，准备询问情况，可没有接听，而痛哭声持续不断，并且声音越来越高。凌晨1时左右，我先后拨打了酒店服务台的电话号码和防疫医生的电话号码，准备汇报情况，可都没有人接听。尔后，先后两次拨打了保安的电话，如实汇报情况，请求他们尽快联系医生求救，以免隔壁小伙伴患急性疾病，引发生命危险。凌晨2点左右，保安人员来了，在隔壁房间外多次敲门，不见开门，而痛哭声依旧持续不断。我打开房间门准备与他们交流情况，发现门口走廊的椅子上共坐着3个穿戴全副武装的保安人员。其中一位告诉我，他们同时安排了3个保安人员，守在隔壁房间窗口下方的地面，以防他从窗口跳楼轻生。因住在酒店这一栋楼的全是接受集中医学观察的从国外入境人员，深夜里不可能有新客人入住，所以服务台没人值班，保安人员也无法取得预备钥匙，以便直接进入他房间。就这样我们周围近20个房间的小伙伴们都无法休息，6位保安人员分别在房间门口和窗口下方的地面继续守候着，一直到凌晨六点左右，当隔壁小伙伴慢慢的安静下来后才分批撤离。我后来得知，他是因家中父亲病危而赶回国为作最后道别的，谁知在酒店才隔离1周，他父亲就去世了，从而悲痛欲绝，痛不欲生，嚎啕大哭。于是我深感惭愧内疚，早知如此，应该避免哪壶不开提哪壶，不应打电话联系保安人员，因为由亲人病逝引起的悲伤一般不会引发生命危险。
在酒店隔离过程中，我无意中得知，每天上午为大家测量体温，下午来电话询问体温自测情况，期间先后为每人进行8次个人核酸检测和6次环境核酸检测的医务人员，竟然是不得工资的义务工作者，而且诸如此类的疫情防控志愿者不胜枚举。
今年秋末冬初的北京风和日丽，阳光明媚，不见雾霾。想必天时地利人和为我们如期顺利离开集中隔离点创造了条件。通过11月30日晚上集中隔离点的最后一次核酸检测，获得本组全体人员的个人核酸检测和环境核酸检测阴性结果。12月1日早晨，各自得到了双阴性检测和解除集中医学观察证明。9时左右，大巴将我们乘坐飞机离京人员送往机场大巴始发站，将乘坐火车或高铁离京人员送往通州潞城地铁站。
我乘坐飞机于当天晚上抵达温州机场，并乘坐事先联系的疫情防控机构安排的车辆，到达青田。由于浙江省青田县执行的是14+7+7的隔离措施，我在北京完成了21天的集中医学观察，回到青田后只要接受7天的日常健康监测，就获得自由活动的权利。在日常健康监测期间要求遵守“六不”规定，尽量控制活动范围，即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参加会议、会展、旅游、聚餐等聚集性活动；不进入学校、托育机构、养老院、福利院等特定机构；不进入影剧院、歌舞厅、浴室、网吧等室内密闭场所；不开展线下教学、培训等活动；外出时全程规范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不离开所在县（市、区）。
12月8日，通过全程最后一次核酸检测并获得阴性结果，申请了健康绿码，我的心终于如释重负，轻松自如。从此，我也与当地市民一样，可以凭着健康绿码并扫描行程码进入超市、商场、银行、医院、学校、车站、酒店等等单位。这一天，我首先去看望了岳父岳母。由于温州市执行的是14+14+7的隔离措施，所以我到12月15日才能去温州看望与弟弟住在一起的母亲。
四、回望与感悟
新冠肺炎疫情首先在中国武汉被发现，在没有任何参考数据和经验的情况下，通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严防严控，快速有效地阻止了疫情在全国的蔓延，保障了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常态。
近两年来，中国政府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不动摇，不懈怠，发现一起扑灭一起。对国际旅游始终保持完全关闭状态，动员海外侨胞和留学生尽量就地抗疫，坚持“非必要、非紧急不旅行”的总策略，大多数的国际航线和航班始终处于停滞状态。对于少数确有必要、确有紧急回国的同胞采取国外登机前48小时内采样的核酸血清双阴性检测，中国驻外大使馆加班加点，为每一位当地出发和转机的旅客提供包含大量证明文件在内的健康码审核服务。抵达国内后，进行海关健康筛查并核酸检测，经闭环管理送至集中隔离点，依照各地不同的防疫措施进行2至3周不等的集中医学观察，然后点对点转运，进行至少一周的居家健康监测或日常健康监测，严格执行14+7，或14+7+7，或21+7,或14+14+7等不同形式的隔离措施。在这特殊的回乡之路，祖国政府和人民热情而细致的接待了我们一批又一批远道而来的同胞，我们完全拥护并无条件接受了这一套严格而无缝对接的闭环管理模式。
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新冠肺炎病毒蔓延至世界各地，已经导致全球约2亿7千万人感染，530万人死亡，重创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少数国家早在今年夏天就采取了放松抗疫，部分解除限制措施，甚至全面解除限制措施的方式，让国民回归正常的生活轨道。然而，无情的新冠病毒对那种解除限制并不买账，而是向国民发起全面反攻的态势，致使新冠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的全面反弹，甚至远远超出了曾经高峰期的状况，因此不得不重新立法，采取各种限制措施，以防疫情的进一步加剧。
从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大会战到全国各地的疫情阻击战，从“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疫情扑灭战到常态化的疫情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机制，面对14亿中国人民、几千万海外侨胞和留学生，以及万分严峻的国际疫情持续蔓延和反弹形势，中国政府和人民为疫情防控工作付出的代价是庞大的，充分展现出祖国政府巨大的政治勇气、以人为本的责任担当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彰显了祖国人民同舟共济、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家国情怀。疫情常态化联防联控措施既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又是一场全面持久的战略战术。联防联控任重而道远。
“祖国永远是你们最强大的靠山，家乡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一句话二十六个字，大大地温暖了千千万万海外游子漂泊的心，蕴含着祖国和家乡人民对海外游子的真情牵挂和天下情怀。由于持续的疫情影响，许许多多海外侨胞或放弃工作，或放弃事业，携妻带子回到了祖国的环抱。然而，更多的海外游子由于种种原因，早已在心的回乡计划未能如愿，无法回应家乡父母对儿女们的深情召唤。多少亲人离世，身在海外的儿女不能回到其身旁，挥泪道别。每当想起同胞们诸如有家难圆，有乡难回的惆怅，以及难以述说的乡愁时，我眼含泪花，感慨万千！唯一的期盼就是无情的新冠病毒疫情尽快结束，让众多的海外游子早日踏上正常的回乡之路。
（丹麦：叶利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