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公民不断缴纳更多税款并不是政治的职责”——观看文化大臣帕丽莎·莉莉耶斯特兰德在去年电影节上的演讲，当时观众开始发出嘘声。照片：SVT

（北欧时报编译自Svt报道）自2007年以来，首次出现现任文化大臣不为哥德堡电影节揭幕的情况。文化大臣帕丽莎·莉莉耶斯特兰德（温和党，M）在致SVT的书面回应中表示，她需要“优先处理其他事务”。

这一决定立刻遭到导演鲁本·厄斯特伦德的严厉批评。他目前是哥德堡电影节的名誉主席。

据《每日新闻》（Dagens Nyheter）报道，文化大臣也将不会出席金甲虫奖颁奖典礼（Guldbaggegalan）。

“遗憾的是，温和党人在文化政策问题上似乎自信心极低，以至于在履行职责时表现出攻击性。”——鲁本·厄斯特伦德在接受《文化新闻》评论时写道。

“攻击性”的由来

厄斯特伦德所指的“攻击性”，源于文化大臣莉莉耶斯特兰德去年在电影节开幕式上的一场备受争议的演讲。

在那次讲话中，她表示：

“政治的职责并不是成为各个行业最好的朋友，或在政府中替行业发声。”

这番话随即引发现场观众嘘声四起。

之后，哥德堡电影节艺术总监皮娅·隆德贝里也将这次演讲称为“具有攻击性”。

瑞典文化部长莉莉耶斯特兰德

“需要优先处理其他事务”

今年，文化大臣拒绝担任电影节开幕演讲嘉宾——这在瑞典文化史上极为罕见。

上一次发生类似情况，还要追溯到2007年，当时的文化大臣是莱娜·阿德尔松·莉利耶罗斯（同为温和党）。

莉莉耶斯特兰德在回应SVT时写道：

“我需要优先处理其他事务。不过，政府仍将出席峰会活动，我的国务秘书以及文化部的多位工作人员都会参加。”

至于具体是什么事务，文化部方面拒绝进一步说明。

鲁本·厄斯特伦德：她不具备相关能力

哥德堡电影节在一份新闻稿中对文化大臣的决定表示遗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政治立场如何，历任文化大臣都会在电影节上发表开幕演讲。这并非出于惯例，而是为了参与对话，并在最重要的舞台上传递一个信号：瑞典电影至关重要。”

电影节方面随后向文化大臣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

“政府打算在何时、何地，就瑞典电影展开对话？又是与谁？”

导演鲁本·厄斯特伦德（代表作包括《悲情三角》《方形》）的措辞则更加直接：

“我理解电影节希望现任文化大臣出席，但说实话，我认为像帕丽莎这样、或者任何不具备相关专业能力的人，根本就不该被邀请站上哥德堡电影节的舞台。”——厄斯特伦德写给SVT。

据《每日新闻》在周四下午报道称，文化大臣缺席1月19日举行的金甲虫奖颁奖典礼。

为此，北欧时报特约文化评论员安琪撰写一篇小评论：

《从“文化财政”到“创作自由”：一条正在被拉紧的断裂线》

当代欧洲文化政治中，最危险的冲突，并不发生在“是否支持文化”，而发生在如何理解文化。

一端，是以预算、责任、纳税人逻辑为核心的文化财政视角；另一端，是以表达、实验、风险与不确定性为本质的创作自由逻辑。

这两者并非天生对立，但一旦失去对彼此边界的尊重，冲突便不可避免。

在财政视角中，文化被视为一种“需要被约束的公共支出”：它必须合理、节制、可解释、可问责。而在创作视角中，文化恰恰来自不可预期、不可量化、甚至在当下“看似无用”的探索。

问题不在于财政是否有权提出边界——它当然有；真正的问题在于，当财政语言取代了文化语言，当管理者开始认为“我不需要理解创作本身，也可以代表文化”，文化系统便会出现合法但空洞的权威。

这正是近期争议的深层张力所在。

像这样的创作者，之所以反应激烈，并非因为经费多寡，而是因为他们感受到：文化正在被一种并不理解文化的逻辑所定义。

而当政治权力以“我们不是行业的朋友”为自我辩护时，创作者听到的并不是中立，而是一种冷却的宣告——即文化不再被视为一个需要对话的对象，而只是一个需要被管理的部门。

在成熟的文化社会中，财政与创作之间应当存在一种默契：财政负责守住底线，创作负责不断越界；双方并不相互替代，而是彼此制衡。

一旦这种默契被打破，文化表面上仍在运行，电影节仍在举行，奖项仍在颁发，但真正的创造性对话，已经开始向制度之外迁移——迁移到学者之间、艺术家之间、音乐家与科技专家之间，那些不依赖行政确认的真实交流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争论并不是一场情绪事件，而是一个信号：

当文化只被允许以“可控”的方式存在时，它就已经不再是文化，而只是装饰。

而文化真正的生命力，向来不在预算表上，而在那些仍然愿意为表达承担风险的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