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为中国林草绿色事业
做出卓越业绩和历史贡献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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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满腔热忱和对祖国未来发展的殷殷期盼，44岁那年，苏纪兰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国后，他继续从事着热爱且一直为之奋斗的海洋事业，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42年后的今天，他依然关注着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为我国海洋科学发展、近海生态系统保护与管理政策、海洋生态保护等建言献策、贡献智慧。

42年前，他携全家从美国不远万里回到中国。42年来，为了中国的海洋保护研究，他倾注了大量心血，也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海洋科学家。如今，虽已86岁高龄，但身体依然健朗的他仍关注着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为海洋生态保护建言献策、贡献智慧。

他就是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苏纪兰，曾任国际海洋科学研究委员会执委会委员、联合国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主席。

40多年来，他主持参与的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奖等多项奖励，发表物理海洋学环流动力学论文100余篇，并先后获得“浙江省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近年来，他承担多个国家咨询项目，为我国海洋科学发展及近海生态系统保护与管理政策提出了方向性建议。

义无反顾回到祖国只愿中国富强

苏纪兰1935年出生于湖南攸县，新中国成立前，跟随父亲去了台湾。1957年，苏纪兰大学毕业后，去美国深造，1967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他先后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州立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副教授。在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任教期间，他获得了终身任教权。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其间，两国在上海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我就是在尼克松访华之后，随一个旅美华侨访华参观团回到祖国的。”苏纪兰告诉记者，那时是周恩来总理接见的他们，并与他们一一握手。当时，总理说了很多话，有些他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总理走到他的面前时说：“你就是那位几次要求回国的先生吧？我们当然欢迎，但是现在还没准备好，等过两年再回来吧！”正是这次接见，让他终生难忘，也更坚定了他回归祖国的决心。“由于受到家庭教育和亲戚、老师的影响，在我心中始终有一个回到中国的想法。前不久当我看了《觉醒年代》这部剧的时候感触特别深，因为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都是在那个背景下长大的，心里一直都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就是希望中国富强。”苏纪兰说，“原本我是想学成后回台湾的，但渐渐地我认识到，中国的前途在大陆。虽然当时大陆很苦、很穷，但是有希望。就这样，我终于在1979年回到了祖国。回国后，我来到原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工作，一直致力于物理海洋学环流动力学的研究。”

2003年，联合国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主席苏纪兰在印度新德里参加主席工作会议

研究海洋生态系统需多学科交叉

从大学到研究生，苏纪兰一直喜欢流体力学。在他看来，流动的物质像空气、水之类，让人感觉更活一些。

“来到海洋二所以后我具体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研究中国近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的环流问题；二是进行我国河口方面的工作，侧重于与物质输运有关的流场动力学的解说。”苏纪兰告诉记者，1980年，他作为中国专家组成员参加了中美长江口沉积作用过程的联合调查研究，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两国海洋科学家的首次合作项目。通过对水文及泥沙历史资料的分析，他发现潮流的不对称性对长江口最大混浊带形成的重要作用。他就长江口南槽、北槽两者在水文及泥沙上的相互影响，作了有说服力的分析。

由于“黑潮”与中国近海的流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从1986年起，中日两国海洋学家开始了为期7年的合作调查研究，苏纪兰任这一项目的中方首席科学家。“黑潮”是北太平洋的西部边界流，具有流速强、流量大、高温及高盐等特点。在对“黑潮”的研究中，苏纪兰等的研究成果论证了黑潮在台湾东北侧涌升东海陆架的季节特征及其动力机制、台湾暖流的内外侧分支结构及其与黑潮涌升的关联、琉球群岛东侧的琉球海流的结构与变化等，由他参与撰写的有关研究论文达30多篇。

同时期，苏纪兰也开展了杭州湾水系界面对悬浮物和污染物质迁移的影响研究。此后，他又进行过象山港低频环流与水交换研究、南海环流等课题研究。在参与项目过程中，早期时苏纪兰曾坚持亲自出海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在海上，他和考察队员一起参加采样、分析等工作。

随着参与国际合作等事务的增多，苏纪兰逐渐关注起我国的海洋生态系统。

“海洋生态系统与陆地生态系统最大的不同是海洋环境的介质（水）密度大，而动力性强，再加上阳光穿透的水层不太深，因此进行光合作用的大多数是微小的浮游植物，而将其转换为蛋白质的则是毫米级的浮游动物以及鱼虾的幼体。这些生物随波逐流，因此要了解海洋生态系统，必须了解海洋的流场。”苏纪兰说，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开始推动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通过多学科交叉来研究海洋生态系统。此时，动力学已不仅仅是流体本身，还包括营养盐、浮游生物的扩散、能量的传递等。由于这个概念当时是从国外引进，我国对海洋生态系统有兴趣的科学家们也积极开展讨论和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苏纪兰与渔业海洋学家合作，共同推动我国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研究。在世纪之交时，他又负责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渤海生态系统动力学与生物资源的持续利用》；并促成科技部“973计划”下，立项了一批有影响的、与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有关的科研项目。

1991年4月，苏纪兰在浙江省椒江河口调查

海洋自然保护地建设要具连通性

5亿年前，地球上最早的无脊椎动物与脊椎动物之间的过渡类型——脊索动物文昌鱼就出现了。经过漫长的岁月，脊索动物演化为各种脊椎动物。因此，文昌鱼在物种起源方面具有世界意义。作为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过渡的代表，文昌鱼堪称“生物进化史上的活化石”。由于栖息环境遭到破坏等原因，我国已把文昌鱼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文昌鱼实际上不是真正的‘鱼’，而是一种古老的生物，它半截下身埋在疏松沙质海底，仅露出前端，以浮游生物为食。它的存在代表这里大范围的水质很好，而不仅仅是小区域的水质状况。因此，从物种保护的角度来说，一个物种能够存在，与其附近大范围的海洋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只有了解清楚这一切后才能制订相应的保护计划。”苏纪兰说，由于海洋的动力性强，所以不能把保护简单地看作是只把一个地方保护起来就可以了。不同的物种具有不同的生活史特征，要保护好海洋的生态环境，就必须知道海洋生物的生活史。“物种的保护与其生活史各阶段栖息地的保护关系十分紧密，因而对于海洋自然保护地的建设，除了保护好该保护地的物种外，还要保护好该物种生活史上下游与该保护地有连通关系的栖息地。比如，鱼产卵的地方就与它长大的地方不同，鱼类生活史中的主要栖息地一般可分为产卵场、育幼场、索饵场、越冬（夏）场等，这几个场通常是不会重叠的。因为一旦重叠，就会出现自相残食的问题。所以，不能仅保护其生活史中的一个栖息地，而不管其他的几个栖息地。如果这样，该保护地就失去了意义。因此，保护地的建设必须要考虑其对有关物种的上下游栖息地的连通性。”　

1990年11月，苏纪兰（左二）在日本参加“中日黑潮联合调查研究”项目中日双方主席会议

修复海洋生态提高海洋固碳能力

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各国共同利益。

2009年，联合国发布相关报告，确认了海洋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碳循环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有资料显示，海洋储存了地球上约93%的二氧化碳，是地球上最大的碳库，每年可清除30%以上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海岸带植物生物量虽然只有陆地植物生物量的0.05%，但每年的固碳量却与陆地植物相当。由此可见，海洋也是固定碳、储存碳的一座大宝库。

“就近海而言，滨海湿地是主要的固碳海域。滨海湿地中沉积物不断增加并被埋藏到更深的土层，客观上不利于有机质的降解，再加上海水的化学特性，使得相对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固碳，滨海湿地更具明显优势，其单位面积的碳埋藏速率至少是陆地生态系统的几十倍。这样高的固碳能力也包括滩涂，其碳埋藏率与盐沼和红树林相当。滩涂一般常被人误认为是荒滩，事实上，滩涂一般与盐沼湿地或红树林相邻，它因接纳了周边的有机质而孕育了丰富的软体动物群落，因此滩涂吸引了大批的候鸟来此觅食。潮水漫滩时也带来众多的小鱼在滩涂上进食，所以滩涂也是重要的鱼类育幼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滨海湿地受到大规模的破坏，因此应该通过修复和保护海草床、红树林、盐沼和滩涂等滨海湿地，为恢复渔业资源提供必需的育幼场，同时进一步提高近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

2015年12月，苏纪兰在海南岛参加公益活动

高质量发展前提需做好基础研究

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的理念，这样才能创造高品质生活。

如何实现海洋生态保护的高质量发展？苏纪兰表示，首先要有科学严谨的积极态度，其次从生态系统方面对保护的需求多提出一些问题，要把有关的基础研究做好，比如物种的生活史与栖息地等基础研究等。“这些基础研究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做，不是临时做就能赶出研究结果的。同时，由于人类向近海大量排污、大规模填海、进行不可持续的养殖方式、过度捕捞等活动都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海洋生态系统难以承受这些高强度的人类活动。所以，在进行海洋开发利用前，对海洋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估论证要尽可能完善，要充分考虑到海洋生态系统的特殊性，并做好陆海统筹，以此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此外，还要通过各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海洋、走进海洋，从而不断增强人们的海洋生态保护意识。”

（以上图片均由苏纪兰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