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026年3月31日电（记者赵娟）今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教授在中国记协新闻茶座上，系统阐述了中国经济“走向新的增长模式”的内在逻辑与挑战。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场解读不仅勾勒出中国经济的转型路径，也为观察中欧经济发展模式的异同与互动提供了关键视角。

告别旧动能：结构性调整下的“再平衡”

黄益平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并非简单的周期性波动，而是深刻的增长模式转型阵痛。他回顾了约二十年前中国高层指出的增长“不平衡”问题：过度依赖投资与外部需求。如今，这种模式已难以为继。一方面，依赖投资导致“供强需弱”，产能消化困难，甚至引发通货紧缩压力；另一方面，作为“大国经济”，中国持续依靠出口拉动增长不仅面临全球贸易环境变化的挑战，其自身规模对国际市场均衡的影响也日益显著。

这种转型的核心在于“再平衡”。数据显示，中国消费占GDP比重已从2010年的49%上升至2024年的56.6%，提高了约7.6个百分比，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也从高位显著回落。黄益平强调，这一“再平衡”过程与东亚其他经济体（如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历史轨迹有相似之处，即在依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起飞的阶段，普遍出现消费占比被抑制的现象。直到劳动力市场从过剩转向短缺，这一比例才开始系统性回升。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超大体量，使得转型的全球影响更为巨大。

“新智生产力”与“投资于人”：新增长模式的双引擎

面对旧动能减弱，中国将增长希望寄托于两个关键方向：发展“新智生产力”和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这构成了新增长模式的一体两面。

在供给端，“新智生产力”代表产业结构的跃升。黄益平以新能源、无人机及消费品市场的“新锐品牌”为例，指出中国创新活力迸发，尤其在从“1到100”的应用迭代和规模化方面优势明显。他特别提及“DeepSeek时刻”等突破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创新的刻板印象。尽管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宏观提升尚不显著，但微观层面，应用AI技术的企业效率提升证据确凿。这种快速迭代能力（例如有机器人公司产品迭代周期以周而非月计）依托于中国完整的产业链、庞大的工程师群体与数据优势，构成了与欧洲（更注重从0到1的基础创新与精密制造）不同的创新路径。

在需求端，政策焦点正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黄益平解读今年安排的百余个重大项目中，包含大量旨在“改善老百姓生活、提高人力资本、增强适应能力”的内容，涉及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多方面。这不仅是扩大内需的途径，更是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来反哺“新智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提振消费的根本在于居民“有钱能消费”和“有钱敢消费”，这需要收入增长与信心支撑，是一个渐进过程。

对欧洲的镜鉴与挑战：不确定性与新模式竞争

中国经济的转型对欧洲意味着什么？首先，是“大国经济”效应带来的复杂互动。黄益平指出，尽管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下降，但其经济总量的庞大意味着顺差的绝对值依然可观，去年货物贸易顺差达1.19万亿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欧洲方面持续感受到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其根源并非单纯的贸易行为，而是一个巨型经济体在发展转型阶段，其内部“供强需弱”的失衡在国际市场上的必然映射。

其次，是创新模式的平行竞赛。中国在人工智能、绿色科技等新兴赛道上展现出的“应用驱动、快速迭代、规模制胜”的发展模式，与欧洲注重技术深耕、规则引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形成对比。两者在第三方市场或将形成竞争，但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上也有巨大的合作空间。黄益平提到的“绿色转型”是中国未来的重要战略，这与欧洲的“绿色协议”方向一致，但实现路径和产业基础各异。

最后，是共同面临的不确定性。黄益平坦言，国际贸易壁垒等地缘政治因素给企业带来的最大伤害是“不确定性”，影响投资与生产决策。这种不确定性是全球性的，欧洲企业同样深受其扰。面对中东局势等多重变数，如何在一个不确定性高企的时代维持增长信心，是中欧共同课题。

小结：一场深刻的范式转变

黄益平的描绘显示，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已在路上，但远未完成。其目标是构建一个以“新智生产力”和强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为基石的新增长范式。这一转变过程痛苦但必要，并将持续对全球，特别是欧洲产生深远影响。

对欧洲而言，中国的转型既是挑战也是镜鉴。挑战在于，一个在产业链上不断攀升、在创新上加速奔跑的中国，将在更多高端领域成为竞争者。镜鉴在于，中国试图解决的“投资-消费”失衡、对“人”的投资、以及通过产业政策培育新动能等议题，同样是欧洲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或讨论的核心问题。中欧之间的经济叙事，正从简单的“生产者-消费者”关系，演变为两种不同发展模式、治理理念和社会契约在全球化新阶段的复杂互动与相互塑造。如何在这种互动中管理竞争、扩大合作，将是未来数年定义中欧关系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关键。